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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福斯特·華萊士1138頁的《無盡的玩笑》一開頭，恩菲爾德網球學校學生哈爾·因坎旦薩正在大學招生辦經歷一場爆發式、精神崩潰式的存在主義危機。在他的網球教練和舅舅為他精心設計的“走過場”面試局面逐步垮臺以后，哈爾像頭沉寂多年的野獸，對著閉上的眼睛里紅色洞穴一般的黑暗大聲嘶吼——“我不只是個打網球的男孩。我有復雜的經歷。經驗與感受。我很復雜。”“我不是臺機器。我有感覺，有信念。”“請別認為我不在乎。”合理的懷疑是哈爾的怒吼并沒有被任何人聽見，辦公室里的“各種頭與身體”聽見的只有“非人發出的聲音”。哈爾·因坎旦薩在招生官震驚的瞳孔里被拖了出去。這是小說的開頭，也是整部小說時間線的終點。

(資料圖)

很少有布局看起來如此潦草倉皇的巨型長篇小說，每個段落長短不一，毫無章法可循。華萊士在小說里自創的某種“廣告贊助紀年法”，只在一些段落代替章節名出現，且在小說中段才第一次以時間順序排列出來。從結構上說，《無盡的玩笑》可能有種天才對控制的徹底無視。更具文學分析精神的讀者會發現小說的結構可能（只是可能）與書里自創的一個叫做“環狀”的化學概念有所關聯。也就是說，小說的所有敘事片段都在一個封閉的環狀結構（想象化學符號）上存在，因此整部小說像個方向盤一樣可以被轉來轉去，一旦放手，會擺動到時間上的某種中心位置，比如4月1日愚人節；或者空間上的某種中心位置，也就是美國波士頓這座城市。“環狀”概念又被華萊士更進一步發展成另一個“環狀聚變”（類似核聚變）的概念——這種小說中處理垃圾的壓縮發射法，也可以當作敘事手法看待。每段敘事都能內爆出一段新的敘事，也可以繼續被壓縮回去，比如被塞進書最后字體更小的長達100多頁的注釋當中。

最終極的環狀聚變，無論從敘事意義還是精神意義上看，都是自我意識的牢籠。哈爾·因坎旦薩的父親詹姆斯·O.因坎旦薩，一位把自己的腦袋正正好好塞進微波爐門于是像爆米花一樣爆炸的光學博士兼業余電影藝術家，是此類“牢籠文學”的專家，也是“無盡的玩笑”——一部封面上帶個黃色笑臉的“娛樂至死”作品的“電影作者”。光是以《牢籠》為名的實驗電影作品在詹姆斯·因坎旦薩冗長的作品表上就出現了5次。在華萊士的意識當中，“環狀”與“牢籠”應該是對等的概念，籠中之物與籠子的關系是字面意義上所謂“環形”的，這是人的軀干（表象）與意識之間的關系，也是作為文本（或以包裝精美的書本形式甚至文化現象出現）的小說與作者意識之間的關系。這部小說用最繁復、最讓人受不了的方式告訴我們，這幾乎肯定是不太好的關系。

《無盡的玩笑》前40頁中，人類終極絕望的雛形已經全部展現。哈爾·因坎旦薩在一間坐滿了人的房間里，卻完完全全是一個人，他的精神崩潰來自多年來不斷環形分裂又永遠被悶在自己心里的所有情緒，無論他最終如何嚎叫，都不再有人能聽明白。我們緊接著看到肯·艾德迪——一位毒癮程度看起來并不算太嚴重但在糾結、自耗方面的心理問題絕對教科書一般的美國職業人士。他花了整整9頁的篇幅，在家里的電話機前極為焦慮地坐立難安，苦苦等一個萍水相逢的女人給他送來“最后一次”吸毒所需要的毒品。艾德迪在放縱與自恨之間咬牙切齒，在牢籠里放縱自己，又在牢籠里憎惡自己過于放縱，環形牢籠的邏輯以此類推。忽然小說又回到10歲的哈爾·因坎旦薩，他坐在自己父親假扮的“心理醫生”面前，兩人在進行一場美國式充滿文字游戲與修辭隱喻，卻從不直截了當的無效“對話”，在交流無能的回聲牢籠里消耗彼此僅剩的情感。此后，我們第一次在小說《無盡的玩笑》里看到那盤娛樂至死的錄像帶《無盡的玩笑》，一位阿拉伯隨行醫生坐在一把能讓人飯來張口的躺椅里，按下遙控器開關，一下被這盤錄像帶擊中腦袋。

至少在30歲不到、寫《無盡的玩笑》的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眼里，生存這座牢籠就是孤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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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盡的玩笑》與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進行簡單的對應比較是適當的。《無盡的玩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敬，不僅在于因坎旦薩三兄弟的設置，整部小說不斷在環形分裂的，正是《卡拉馬佐夫兄弟》著名的“大法官”場景里所謂“命運與自由意志”“邪惡（或虛無主義）之誘惑”一類有關如何存在的抽象問題，以至于在小說接近尾聲的第1017頁，華萊士甚至字面意義上安排了一場“大法官”里伊凡與阿廖沙有關人本善與人本惡的較量。

恩菲爾德網球學校的隊醫巴里·洛克為了向他深受生活打擊、信奉犬儒主義的哥哥證明人本善，在波士頓大街上不洗澡不換衣服，當了近一年的流浪漢。他不討錢，只要別人碰他一下，給他“基本的溫暖與接觸”。他在街上足足待了9個月，才遇到了14歲的因坎旦薩家老二、畸形低能兒馬里奧·因坎旦薩——馬里奧想也沒想就跟巴里·洛克握了手，好像阿廖沙最終給伊凡的那個輕吻一樣。

《卡拉馬佐夫兄弟》里，伊凡說了句無奈的俏皮話——“這算是抄襲……但還是謝謝你。”《無盡的玩笑》當中，巴里·洛克的人生因為馬里奧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身上沒有任何污點的馬里奧·因坎旦薩在這部小說中不斷扮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白癡”，但在華萊士的美國敘事當中，代表“天真”（innocence）的馬里奧模樣是那么可笑，他的存在是個意外，幾乎不可思議。他對一切問題完全直白的理解，讓一直活在玩笑和隱喻深處什么都要取個綽號的精英美國網球學校學生無言以對。馬里奧的唯一一段“羅曼蒂克關系”，與一位身材被比作“美國軍艦”的網球學校女生米莉森特·肯特有關，在這深受《無盡的玩笑》讀者喜愛的段落里，米莉森特·肯特對馬里奧傾吐的一系列前戲般的、與家庭創痛有關的兩性關系敘事，馬里奧統統無法理解，在她終于用自己的方式想和馬里奧發生關系（實際接近性侵犯）的時候，馬里奧只能感覺到被撓了癢癢，于是哈哈大笑。

這部關于人生痛苦的小說里，如果有一個積極、快樂的人，那就是馬里奧，這并不是因為馬里奧在追求幸福。恰恰相反，其他所有人都在不幸當中追求想象中的幸福，關在牢籠中做有關自由的夢，只有馬里奧從不思考這個問題，只是在該笑的時候笑，在該哭的時候哭。馬里奧對寫過多篇散文反對美國式反諷（irony）的華萊士之抽象意義，不僅在于他成功擺脫了生活當中一切與牢籠有關的負能量，更在于馬里奧伸出那只給予巴里·洛克溫暖的手，并不像伊凡一類典型知識分子的虛無主義所預設的那樣，會給他帶來任何壞處。

環形牢籠上打不開的鎖，華萊士在寫作生涯后期會越來越明白，正是他本人過于富足的所謂“智力”，放棄枷鎖也就是放棄自己，他最終的自殺也足夠令人得出這種絕望的結論。但在《無盡的玩笑》里，相對年輕的華萊士依然從根本上渴望馬里奧式的溫暖，這種溫暖在華萊士眼中，是唯一能打破“每個人坐在電視機前孤獨等待娛樂至死”的自殺式美國消費主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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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是，作為一部后現代小說，《無盡的玩笑》為什么非要寫得那么繁瑣與翔實？當然我們知道，在超長篇小說流行的19世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有1468頁，雨果的《悲慘世界》有1462頁，狄更斯、大仲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寫了好幾部篇幅近千頁的小說，但畢竟是在人類缺乏娛樂生活的年代，且誰也不能否認19世紀的小說家寫得越長就掙得越多。到了20世紀90年代，圖書定價早就與長度毫無關系。雖然媒體總是宣稱“下一部偉大的美國小說”應當是所有年輕美國作家的追求目標，但并沒有幾個真正的作家會對“偉大”兩字有什么特別的感覺，反而肯定都知道寫超長篇小說無異于自討苦吃。

而《無盡的玩笑》如果是一個供人觀摩的人類心理環形牢籠，那作為“探監者”的讀者，是否會像詹姆斯·O.因坎旦薩極端闡釋自反性的實驗電影作品《美杜莎對奧達麗斯克》的觀眾一樣，被兩位具有致命美貌、各拿一塊鏡子擋箭牌想要用對方的美貌殺死對方的女戰士一并誤殺？簡單說，為什么讀者要讓自己受這種罪？

實際上，成熟的小說讀者，尤其對華萊士所從屬的所謂“后現代文學”略有涉獵的讀者，以往并不喜歡在探討“情節”上耗費自己的精力，因為“講故事”這種基礎小說功能不僅對約翰·巴斯、羅伯特·庫佛一類運氣好到沒怎么出過大學校園的精英分子絲毫不重要，對唐·德里羅、托馬斯·品欽一類酷酷的文壇明星也很不重要（《地下》和《萬有引力之虹》的情節從各種意義上甚至不如巴斯那本中譯名十分接地氣的《曾經滄海》講得明白）。講故事也從未對大西洋彼岸一樣酷酷的阿蘭·羅伯-格里耶或喬治·佩雷克等有多少重要之處，哪怕佩雷克和唐·巴塞爾姆是天生適合當脫口秀演員的一類人。

整個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作家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只有伊塔洛·卡爾維諾和翁貝托·艾柯講了幾個老少皆宜的故事，里面沒一個是在就事論事。如果說來自南半球的胡安·魯爾福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一通令人匪夷所思的魔幻操作當中努力講了幾個鄉村愛情故事，那只是因為他們來自鄉村，他們越一本正經講他們親眼看見卻依然匪夷所思的鄉村愛情故事，未離開過城市的讀者越以為他們一頓文學操作猛如虎。20世紀下半葉的西方文學界對線性敘事的精神反感是對老派宗律生活的事實厭惡，最后在托馬斯·伯恩哈德、彼得·漢德克、拉斯洛·克拉斯瑙霍爾考伊一類從不諳情感、不愛交談的社會邊緣分子身上達到操作層面的登峰造極（當然是“西西弗式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與他們相比不過有點口吃。

但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玉米地的大衛·福斯特·華萊士不是他們中間任何一個。從行為舉止上，華萊士是抓起以上任何一位活躍于20世紀下半葉作家的書，在課堂上大喊他們應該多講故事的那位美國鄉村州立大學語文教師，而且他馬上要被學生投訴到院長辦公室，感情生活一塌糊涂。他的主要工作是教那些上大學前從未完整看過一本小說、毫無神采在麥當勞打工的大一新生。

于是《無盡的玩笑》在拼了命地講耳熟能詳的美國故事，它講的是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20世紀下半葉美國人身上的故事——孤獨、上癮、追求成功，在追求成功的過程當中受到摧殘又自我摧殘，在無人的角落里一個人做見不得人的事，貧窮、潦倒、流落街頭、抑郁、死亡。雖然在捧起這本又重又難讀的“超長篇”的時候，讀者肯定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但華萊士卻是一個關心一本小說能否打動大學語文課堂上那些毫無神采的18歲學生的人，這當然既是自大癥也是妄想癥——誰會在意圖給大一新生講個感人故事的情況下，把故事講得那么復雜、冗長、歇斯底里？

雷米·馬哈特與休·海倫·史地普利的故事可能是整本《無盡的玩笑》里最容易理解的段落。來自魁北克的馬哈特，是“戰斗”中沒了腿的所謂四重間諜，史地普利則是為了完成任務不惜變性的美國特工，這兩個人在小說相當的篇幅里，一直在亞利桑那某座山上，有一搭沒一搭討論與各種主義、各種信仰、各種情感有關的一切，很難不把馬哈特與史地普利的對話看作《無盡的玩笑》這座環形牢籠的后門，而他們就好像兩個人類精神的獄卒。“你就是你愛的東西，不是嗎？你正是你會——像你說的，想也不想——為之而死的東西。休·史地普利先生，你會為了什么，想也不想，赴湯蹈火？”馬哈特對史地普利這么說。史地普利像我們所有人一樣無法作答。

《無盡的玩笑》

[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 202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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