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來美國中小銀行破產解體的不祥信息至今還在時不時地驚悚爆出，國際評級機構由此拉響的降級與唱空之聲也接續響起，而更為重要的是，迄今仍看不到美聯儲停止升息腳步的任何跡象，維持于高位的基準利率不僅會繼續推升中小銀行的負債端成本，且勢必進一步惡化資產端的產品損失程度；所幸美聯儲等監管機構的危機阻斷與救濟工具還未失去效力，美國大型銀行資本充足率以及投融資鏈條尚處在健康狀態，市場自身具有相當強的行業資產嫁接與優化能力，中小銀行的風險溢出故而也可鎖定在一定范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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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仍未跟進升級

不是申請破產，就是無奈賣身，抑或自動清盤。繼年初硅谷銀行、簽名銀行踩響資不抵債的財務驚雷并最終選擇倒閉關門之后，縈繞于美國中小銀行頭上的警報聲就從未停歇過。先是奄奄一息的銀門銀行被監管查封，繼而急于續命的第一共和銀行被摩根大通吸入并購，接著就是尋求“救命稻草”的加利福尼亞銀行和西太平洋合眾銀行聯姻合并，而就在日前，堪薩斯州心臟地帶的三州銀行也難承債務重壓而宣告破產，這樣，今年以來美國已有六家中小銀行走上破產清算之路。

的確，就破產主體而言，各個銀行之間沒有風險關聯與傳遞關系，一些中小銀行清盤以后也找到了可以寄身的買家，甚至最新破產的三州銀行總資產只有1.39億美元，完全不同于先前破產的硅谷銀行以及第一共和銀行等動輒上千億甚至數千億美元的不菲家當，實際影響性也會弱得多，盡管如此，由于破產銀行在時間上具有前后接續特征，也就必然引起人們對中小銀行穩定性的不安與焦慮，中小銀行也隨時可能遭遇用戶擠兌的威脅與沖擊。美聯儲發布的報告顯示，目前有700多家銀行面臨重大償付能力風險，同時胡佛研究所的一份最新報告稱，2315家美國銀行的資產價值低于負債，由此不排除未來還會有中小銀行加入破產倒閉行列。

鑒于中小銀行身上危情未解的事實，在前期已經對11家美國區域性銀行進行評級下調后，穆迪日前又下調了美國10家中小銀行的信用等級，同時有11家中小銀行的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穆迪為此發出警告稱，美國銀行業前景正在惡化。無獨有偶，惠譽國際也做出了最新評判，指出美國銀行業已逐漸接近另一場動蕩的開始，并強調可能會全面下調美國數十家銀行的評級。在評級機構看來，除了融資壓力加大等風險因素外，潛在的監管不足也是其下調中小銀行信評等級的主要原因，而且這些因素至今并沒有伴隨著前期中小銀行破產結果的出現而得到任何改變。

實際上，在硅谷銀行和簽名銀行關閉后，作為商業銀行的兩大監管機構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與美聯儲在官方報告中也明確承認存在監管不足的問題。為了將中小銀行與大型的金融機構區分監管，激發中小銀行的發展活力，美國政府在2018年對金融危機后出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進行了修訂，將需要接受“嚴格審查”的區域性銀行總資產門檻從500億提高到了2500億美元，同時對沃爾克規則做出修改，規定資產低于100億美元且交易資產和負債總額不超過資產總額5%的社區銀行不再受規則限制，由此讓不少中小銀行成為“漏網之魚”，硅谷銀行、第一共和銀行就位列其中。

應當說存量規則的漏洞不僅存在于門檻把控層面。雖然硅谷銀行等破產后納入了保險接管，即FDIC對已破產銀行儲戶做出了最高保額25萬美元的承諾，但卻并沒有擴大對儲戶存款的保險范圍，以致目前還有半數以上的美國中小型銀行中的大量存款仍然游離于存款保險體系之外，市場對區域銀行的信心依舊忐忑，并可能在任何負面消息的催化下走向發酵。另一方面，作為對沖中小銀行破產風險的創新之舉，受政府特許成立的獨立經營機構美國聯邦住宅貸款銀行（FHLB）開發出了銀行高放貸方案，美聯儲也推出銀行定期融資計劃（BTFP），但無論哪種融資工具都需要足夠的美國國債資產做抵押，且最終獲得的資金相當受限，一旦余額告罄，銀行還是會被打回到破產的邊緣。

接續倒閉大考遠未完成

為應對40多年來的嚴重通脹，過去一年半的時間美聯儲11次大幅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升至5.25%至5.5%這一15年來的最高水平。由于最新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與環比都出現上升，而且連漲兩月，美聯儲依然存在繼續升息的預期，而即便是停止加息，高利率仍將持續較長時間并高出歷史均值；退一步而論，即使貨幣政策轉向美聯儲選擇降息，但歷史經驗表明距離最后一次升息窗口至少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差距，由此決定了緊縮貨幣政策勢必從多個端口繼續給中小銀行制造與輸送巨大的壓力。

首先看資產端。利用金融危機后聯邦基準利率長期保持在0附近所形成的融資成本洼地，包括中小銀行在內的美國商業銀行大量購買國債以及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等證券資產，持有比重從金融危機前占總資產比重的18.5％升至2022年末的31％，且資產規模不足百億美元的中小銀行占比更高。但隨著利率的快速提升，資產價格大幅回撤，賬面虧損急劇放大。數據顯示，至去年底美國商業銀行投資證券資產虧損超過6200億美元，虧損度為美聯儲本輪貨幣政策收縮前的78倍，若繼續升息或利率維持高位，同樣的虧損敞口還會放大或者很難得到收斂。

除絕對虧損外，資產端還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相對虧損。一方面，投資債券固然可以獲取收益率，但發行人卻是按照固定利率支付的，等于就是說在利率快速上行的同時銀行根本不可能跟進調整收益率水平，最終證券收益率與存款成本出現倒掛，直至銀行的投資端收益無法覆蓋負債端存款成本，這種情況下即便銀行無視證券價格下挫而放棄止損操作，繼續持有證券也會因成本大幅超過收益而產生虧損。另一方面，全美中小型銀行持有的住房貸、汽車貸、學生貸等長期貸款余額占到了名下總資產比例的55%以上，而這些長貸產品不到10%采用浮動利率，意味著加息成本無法轉移到家庭部門，而是均由銀行承擔，最終存貸息差空間被不斷擠壓，商業銀行資產表和現金流量均承受損失。

其次看負債端。美聯儲持續加息縮表在減少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同時，也使得貨幣基金等其他低風險資產收益率明顯走高，且增幅大幅高于銀行存款利率，導致商業銀行存款壓力與日俱增，至7月末商業銀行存款規模較年初減少了4000多億美元；不僅如此，利率的走高直接推動了銀行的負債成本，根據歷史經驗，當聯邦基準利率達到5％左右的水平時，利息支出占利息收入的比重將升至50％，這意味著當前利息支出占利息收入比重或還有約一倍的上升空間，對應銀行凈利息收入將縮水1/3以上，許多中小銀行將因此無利可賺且后續會次第陷入困境。

不過，盡管利率支付成本對利潤空間的侵蝕度不斷放大，但為了留住與吸引儲戶，商業銀行也會考慮對利率進行重新定價，即選擇更高存款利率以增強針對客戶的黏性，同時為了增加支付安全墊，銀行還可能被迫借用市場利率資金如FHLB的貸款和BTFP的融資，甚至不得不賣出已經虧損嚴重的固定收益資產，前者令商業銀行的負債成本進一步提升，后者則使銀行資產端的“浮虧”成為“實虧”并引發資產減值，而這兩種情況都會增加儲戶對中小銀行安全性的擔憂，反過來可能刺激存款更大規模的流出甚至發生“擠兌”風險。目前來看，上述因素累積而成的中小銀行脆弱性狀況其實并沒有根本改觀，接續倒閉的大考也遠未完成。

再看其他端。目前美國商業地產價格攀升至歷史高位，但居民住房購買力指數處于最近30年來的低位，同時遠程辦公成為許多企業的常態，辦公樓需求急劇下降，空置率已超過20%，房東舉債難還的違約風險上升。據美國工業和寫字樓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發布的全球貸款人信用風險評估報告，與六個月前相比，辦公樓行業的公司目前發生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增加了17.9%，商業地產正在成為威脅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全新風險敞口，尤其是美國中小行持有的商業地產貸款占所有銀行商業地產貸款的比重達到近七成，不排除隨著商業地產信用違約風險的蔓延，中小銀行在資產端首當其沖。

值得強調的是，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各銀行在不良貸款上蒙受了近190億美元的損失，為3年多來的最高水平，同時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消費者信用卡債務嚴重拖欠率達11年來最高水平，這種情況下銀行往往會做出順周期管理，針對工商業貸款條款收緊的銀行比例從第一季度的46%上升至二季度的50.8%，其中針對建筑和土地開發貸款標準收緊的銀行凈百分比高達71.7%，由此極有可能形成“信用違約增加—銀行風險上升—信貸條件收緊—信用違約進一步增加”的負反饋循環。對于中小銀行而言，信貸收縮除了令資產端收益進一步降低外，還會推動負債端客戶關系鏈的更趨脆弱。

溢出風險依然可控

縱向上看，“大蕭條”時期美國有超過9000家銀行倒閉，20世紀80~90年代銀行及儲貸機構危機時期也有1600多家銀行關閉歇業，及在金融危機期間，同樣出現了465家銀行倒閉，其中更有貝爾斯登、雷曼兄弟這樣的超級金融巨人轟然倒下引起的巨震。對比之下，時下破產的銀行數量以及行業占比就不值一提；從現實情況看，美國目前擁有法人銀行4844家，今年已經破產倒閉或者被并購接管的六家中小銀行顯然只是這一龐大金融矩陣中微不足道的小部分。也正是如此，美國銀行的底層資產質量并沒有因為少量銀行的破產倒閉而走壞變劣，行業資產結構維持著健康狀態，因間歇性中小銀行破產而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非常之低。

就既有救助工具與增量功能而論，自硅谷銀行破產以來，FHLB已經面向中小銀行發放了總額超8800億美元的貸款，而BTFP的貸款支持規模也增至1051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雖然這些貸款成本對于中小銀行而言的確高了點，但也能解燃眉之急，甚至可以幫助救助者度過危機敏感期，而更重要的是，FHLB與BTFP還會視情況增強工具賦能強度，比如提高單筆貸款額度，將貸款期限為一年的BTFP延長至兩年，同時適度降低貸款利率等。不僅如此，FDIC管理的存款保險基金（DIF）目前的規模達到1282億美元，并正在考慮向資產規模高于50億美元的銀行機構收取約160億美元的“特殊費用”，等于就是DIF的救助能力將越來越強大，圍繞于中小企業周圍的“護城河”也更為堅固與厚實。

相對于中小企業銀行而言，目前美國大型銀行在維護銀行系統的健康底色以及對沖前者的溢出風險方面可以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數據顯示，包括摩根大通、美國銀行等在內的美國八大G-SIB（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今年上半年的營收與凈利潤增速均創出歷史較高水平，同時前不久接受美聯儲壓力測試的23家大型銀行整體一級資本充足率達到0.1%，顯著高于4.5%的最低監管要求；而更重要的是，美聯儲、FDIC和美國貨幣監理署正在通過改革以提升對大型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其中資產規模不低于1000億美元的銀行資本要求將在當前水平上增加約16%，八家G-SIB的資本充足率將提高約19%，并還要額外持有2%的資金。大型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除了增強自身的損失吸收能量外，更能外溢出有效的系統性風險處置能力。

分析發現，就像金融危機期間摩根大通收購了貝爾斯登和華盛頓互惠銀行一樣，今年中小銀行破產危機發生以來，第一共和銀行也由摩根大通收購，同時三州銀行由夢想第一銀行接手買入，而加利福尼亞銀行選擇了與西太平洋合眾銀行的合并。六家行將倒閉的中小銀行有一半采取了市場化的“軟著陸”方式，而且由于這種方式能很快鎖定與抑制風險蔓延，最終所造成的余震非常之小，其接下來很可能成為處理中小銀行危機的主流方式，特別是在自身業務不斷壯大、資產越發優化健康以及損失吸收能力越來強大的情況下，更多的大型銀行將會出面充當中小銀行的“白衣騎士”，并且監管層也會為銀行業的并購深入釋放出更為友好的開放態度。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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