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事先簽完合同、付過訂金的種豬進口生意竟被賣家“放了鴿子”，一場“非洲豬瘟”導致的“洋種豬”斷供竟成國內豬肉價格飆升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人們早已能夠“大快朵頤”，另一方面，想吃精品豬肉還是要掂量再三。隨著年終腌臘制品高峰的到來，剛剛有所回落的豬肉價格又翹起了尾巴!

12月8日，市場上黑豬精品五花肉的價格高達97.8元/斤。而市場上的普通五花肉的價格在25-30元區間。為什么價格差別這么大?紅星資本局了解到，以黑豬為代表的本土豬長得慢、飼養成本高、數量少，而白豬長得快、飼養成本低，已經占領了人們的日常餐桌。目前市場上的白豬，90%以上都是“洋種豬”的后代。

數據顯示，預計今年種豬進口總量超過2萬頭，創歷史新高，而國內種豬總數超2000萬頭。業內人士向紅星資本局指出，這2萬頭進口種豬已占到國內核心豬群年更新量的3-4成，這是個很高的比例，說明我國對進口種豬仍存在依賴。

盡管養豬企業們已經意識到不能讓他人掌握命脈，紛紛成立育種公司，并取得了一定進展，然而，在人才培養、大數據積累，尤其是聯合育種等方面進展緩慢，甚至有的企業因競爭關系而相互“拆臺”，有業內專家更是直言“數據錯得離譜”。

在技術積累了20余年后，業內預計，要真正研發出中國的“豬芯片”、“真正將肉盤子端在自己手里”還需要5至10年。

土豬打不過洋豬，

如果都養土豬，肉價更加下不來

國內種豬場向國外原種場進口其生產的祖代種豬，通過同品種純繁擴充祖代產能，并通過純種母豬和公豬雜交生產父母代二元種豬，即國內市場上的種豬。父母代二元種豬產下的仔豬育肥后作為商品豬銷售到市場上，就是三元豬。

“洋種豬”斷供，這并非無稽之談。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指出，國內種豬場往往通過不斷引種雜交來取得遺傳進展，導致大量優質基因并非純合，不能穩定遺傳。因此，白豬在經歷幾代培養后就會退化，需要重復進口，如果進口渠道被卡，后果不堪設想。

目前加拿大、美國、丹麥、法國為我國主要的種豬引種國。2018年孟晚舟事件發生后，中國與加拿大自貿協定談判停滯，從加拿大的引種工作完全擱置。有相關企業的從業者告訴紅星資本局，“當時我們已經簽了進口種豬的合同、付完貨款、手續齊備，豬都準備上飛機了，卻被‘卡住’，誰也沒預料到這種飛來橫禍。”

“今年進口超2萬頭種豬，相比國內2000多萬頭種豬，看似占比不大，但實際上這個比例是很高的。”天兆豬業育種總監經璐解釋道，“進口種豬主要是用于更新核心群，全國核心群的理論數量為8-10萬頭，其年更新率為50%-80%。因此，進口的2萬多頭種豬已占到年更新需求量的3-4成。這說明我國對進口種豬仍存在依賴。事實上，過去從沒有哪一年的進口種豬數量超過12000頭，今年是新高，這可能與非洲豬瘟的影響有關。”

經璐在接受紅星資本局采訪時表示，我國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國外引種“杜長大”(美國杜洛克豬、丹麥長白豬、英國大約克豬)。目前國內的商品豬主要是選用外來品種雜交而成的外三元，或是本地品種與“杜長大”雜交產生的內三元，這兩個品種具有體型大、生長周期短、飼料回報率高、瘦肉率高、經濟效益明顯等特點。

相對“洋豬”，中國土豬長成需要1年，每增重一公斤需要消耗5公斤飼料。新希望六和育種相關負責人向紅星資本局表示，這導致過去肉食短缺，老百姓吃不到、吃不起。

而洋豬6個月就出欄，每增重一公斤僅需消耗2-3公斤飼料。此外，土豬的瘦肉占比僅為35%，洋豬瘦肉占比高達75%。飲食習慣的改變也讓市場有所偏好。

根據2008年全國第二次家畜禽遺傳資源調查顯示，中國特有的88種地方豬種里，有85%左右存欄數量急劇下降，其中31個品種處于瀕危狀態和瀕臨滅絕。

“中國豬肉價格低、供應充沛，是因為中國養了地球上一半的豬;如果洋種豬斷供，大范圍養土豬會導致飼料消耗多，迅速推高造肉成本，那肉價就更加下不去了。”新希望六和育種相關負責人表示，“飯碗要端在自己手里，肉盤子也要端在自己手里。”

不僅種豬依賴進口

種豬檢測設備也是以進口為主

要防止白豬退化，最簡單的方法是從國外引種。但這會造成依賴性，容易被外國“卡脖子”。四川農業大學教授朱礪向紅星資本局表示，本土的育種體系不完善，進口的好的品種也無法得到很好的保種、繁育、改良，進一步加劇了對進口的依賴。

此外，以今年上半年的數據計算，通過航空運輸的進口種豬的平均成本在3萬元/頭。而國內種豬的售價還不到1萬元/頭。

據布瑞克農業數據的預測，2020年種豬的進口量或達到22000頭，創歷史新高，甚至未來數年還會有所增加。預計2020年國內種豬需求量約為5500萬頭，但國內的種豬數量僅為2400萬，缺口明顯。

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本土育種。9月2日，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提出，養種豬就是做“豬的芯片”，現在必須沖上去自己解決，要解決種豬國產化問題。

然而業內的共識是，本土育種周期長、見效慢、投入多，遠不如直接進口來得快，這也導致了我國的種豬長期依賴進口。

以背膘厚度為例，天兆豬業選育的種豬年進展為每年背膘變薄0.04-0.1毫米。雖然消費者很難直觀感受到這方面的變化，但是測量一頭種豬的背膘厚度就需要花費20元。此外，測量飼料效率平均成本為每頭豬200多元，測量肉質等各種指標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建設團隊、人才培養、器械設備。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種豬檢測設備都是以進口為主。紅星資本局了解到，目前一臺背膘儀需要十幾萬元，自動飼喂測定站4至5萬元一臺，而且一個周期(4個月)只能測15頭豬。

“之前不做自己的‘豬芯片’，主要是豬企規模小、技術力量欠缺。國外引種能迅速帶來品牌效應和銷售利潤，短期效益明顯，因此缺乏建立自有種群的實力和動力。現在豬企普遍有這方面的眼光和魄力了。”受訪從業者告訴紅星資本局，“此外，我國豬育種的品種定位不明確，‘地方品種+洋豬’培育出的折中品種生產性能不高且不能維持，很快退出市場，這進一步打擊了豬企自主育種的積極性。”

“基因決定種豬性能表現的上限，只有通過育種才能打破養豬行業的天花板。”經璐告訴紅星資本局，經過多年發展，我國養豬業已經從散養大國發展為集約化養豬大國。一些大型豬企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育種體系，能夠做到自主繁育，培育出的種豬與進口種豬性能差異已經不大。

“在做好雜交選配、同質選配、避免近交等育種輔導下，基本能避免退化的情況。”不過她也表示，“但如果希望通過育種帶來產品差異化，或是取得優于同行的性能，豬企還是會從國外引進最新的育種成果。”

據了解，我國從種豬測定、人工授精等應用技術，到BLUP、REML等統計方法，以及DNA標記輔助選擇、分子育種等技術均已掌握，但這些技術的應用范圍小，未形成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應用。

引種-維持-退化-再引種

不良循環背后，行業缺人才、企業互拆臺

盡管我國已經培育了一些新品系與配套系，但整體仍處于引種-維持-退化-再引種的不良循環。引種后帶來短期種豬性能改進，但沒有持續的育種，這些引進的“洋芯片”沒能本土化，實質上等于簡單的擴繁。

這一方面是由于育種專業技術人員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為原始數據的積累量和準確性不夠。

受訪業內人士指出，育種屬于偏冷的學科領域，僅在研究生階段設“動物遺傳育種與繁殖”專業，愿意畢業后去養豬一線學生的很少，大部分轉換做分子育種，或是畢業后留校、去科研、事業單位。“豬企能給的收入沒有優勢，高校有人才啟動基金、安家費等待遇，綜合福利更好。”有豬企負責人向紅星資本局坦承。

朱礪向紅星資本局表示，“選育技術本身我們和國外差別已經不大，差的是大數據的積累。”他表示，種豬選育就是需要一代一代豬的進化，必須把時間熬夠，沒有捷徑可走。“像種豬選育的強國丹麥已經有上百年的積累，而我國目前只有二十多年。”

不同于國外完整的遺傳評估和銷售體系，國內種豬并沒有一個準入門檻。朱礪向紅星資本局表示，我國與丹麥等種豬大國的最大差距在聯合育種的水平。

所謂的聯合育種是指在一定范圍(地區、省、全國)內進行統一規范的生產性能測定聯合(跨場)遺傳評估，將優良遺傳資源(種畜)共享。

聯合育種能擴大育種群規模，從而增加遺傳變異、提高選擇強度;充分利用優秀遺傳資源，尤其是種公畜，提高育種效益。聯合育種包括性能測定、數據管理、遺傳評估與遺傳交流、人工授精體系和網絡信息系統，其中遺傳評估是聯合育種的核心。

美國、英國、法國、丹麥等養豬強國都建立了國家層級的聯合育種，做到了大數據打通，還成立了專門的行業協會。

以美國國家種豬登記協會(NSR)為例，該協會正式成立于1994年，其前身澤西杜洛克協會成立于1883年。協會建立了豬DNA數據庫，2002年7月1日后出生的所有公豬在有窩產記錄前都必須進行DNA儲備。

NSR提供經費建立了種豬性能測定和遺傳評估系統，對全美各個種豬場進行測定和遺傳評估，所有數據編入電腦聯網數據庫，通過官網實現種豬育種信息共享。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王立賢指出，生豬聯合育種在我國開展了20多年，但效果并不顯著。

有從業者告訴紅星資本局，豬企上傳的數據質量普遍不是很好，真實性存疑。

動物遺傳育種與繁殖博士王忻分享了一個真實的案例，豬場提供的數據簡直離譜。一個養殖規模在2400頭的豬場，從系譜分析結果來看飼養了至少1200頭公豬;出生到100公斤的生長速度為：每日增重1500克以上，料肉比全部都是1.5以下;大白母豬的母系指數都在160-180，杜洛克的父系指數在200以上。

而正常情況下，豬場的公母豬的比例一般為1：25，使用人工受精的更是高達1：100(這就意味著，母豬數量會遠遠高于公豬數量);出生到100公斤的豬仔生長速度呈階梯狀，每個階段平均每日增重290克、360克、410克、480克、560克、600克、650克;目前豬企的平均料肉比水平為2.4:1，即便是國際最高水平也僅為1.8:1;而大白母豬的母系指數在100-110，杜洛克的父系指數在110-120，美國的最高紀錄也僅為174.7。

此外，豬場之間的遺傳交流也不多。一是生物安全上的擔心，二是育種企業大部分要銷售種豬，作為競爭對手不愿意進行遺傳交流。

據王立賢介紹，聯合育種需要豬企實行資源和技術共享，聯合選育肉質和生長速度俱佳的生豬品種。我國目前的情況是種豬企業多，相互之間競爭異常激烈。無論是種豬場的建設環境、原始種豬質量、技術力量、育種水平、管理水平、運作體系等都存在較大偏差，因而很難實現信息的真正溝通與交流。因此他認為，“我國的種豬企業可以先育種，等共同利益凸顯的時候再進行聯合。”

自主“豬芯片”在行動

多家企業強力攻關，5-10年有望實現

豬企們已經意識到育種的重要性。

8月31日，新希望六和發布《關于投資設立豬育種公司的公告》，計劃出資一億元設立育種公司。而除了新希望集團，溫氏、德康等大型公司都已經涉足種豬選育。

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陳瑤生分析，三十多年來，種豬企業私有化助推了現代種豬產業的發展，廣東是典型的代表性省份。如今，標準化規模養殖創造了種豬產業新機遇。大型養豬企業全產業鏈化，種豬育種企業專業化，聚集度越來越高，區域聯合趨勢加速。他認為，聯合育種是大勢所趨，生豬產業鏈的專業化分工是必然的趨勢。

經璐預計，我國種豬達到不依賴進口、完全國產化，還需要5-10年。“首先系譜的代次不能斷，至少5代以上。其次一個批次的測定量要在1000頭以上。指數按要求定制至少要5年的數據積累。”

“10年太長，爭取5年攻關。”在新希望六和育種相關負責人看來，“育種工作既是資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工作，更是效益滯后型的工作，因為它的價值要在商品豬端才能實現。”

據介紹，新希望已投入5億生物資產，擁有10500頭原種豬，還要再新建12000頭，估計又要5億資金，這樣就會有2萬頭以上的原種豬群的基礎。之后還要再通過3到5年的選種選育，才有希望研發出新希望自有知識產權的“豬芯片”，這是一個長期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越來越多育種企業重金加盟國外育種體系，一是為了對方長期積累的龐大種豬數據庫資源;二是為了對方持續改良的優良種豬(精液)資源;三是為了規范統一、可信的基礎育種工作。

11月19日，河南精旺豬種改良有限公司與法國Cooperl集團正式簽約，就中法合資高端種公豬站項目達成戰略合作，將共同出資建設一座世界最先進水平的專業化高端育種級種公豬站。站內種公豬全部來自于法國Cooperl集團核心場。

新希望更是早與國際上排名前三的海波爾公司合作，從加拿大引進原種，在四川的江油成立了原種豬場;同時還在山東與海波爾合資設立了育種有限公司并擁有其45%的股權。

2015年，新希望又出資收購了楊凌本香農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與全球最大的原種豬育種公司PIC在陜西成立了合資公司并擁有其51%的股權。通過這一收購，新希望與PIC也展開了深度合作，并建立了自己的種豬數據庫。(吳丹若)

標簽： 非洲豬瘟 豬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