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債務違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和金融問題，更疊加了國內政治、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而資本的創新和邏輯不斷演繹著主權債務的歷史、現在和未來。《主權債務簡史：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和國際危機管理》這本書的歷史視角，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主權債務的歷史事件和典型案例，以古照今，讓我們深刻認識到主權債務問題的深層次原因——結構性的力量制約了主權債務違約的發生，同時也埋下了債務累積的風險。現實的更大危機在于，債務人沉重的負擔和巨大的金融權力抑制，讓主權債務管理發生了新的變化，不僅要考慮債務履約問題，更要思考如何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來爭取控制權，減輕高企的國內社會成本。可以說，這本書為我們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結構性權力，提供了非常詳盡的歷史比較資料和思考路徑。

本書作者杰羅姆·魯斯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員，他的視角是基于對當代重要的三次主權債務危機的深入案例研究，探討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全球金融架構中的債務履約與執行機制，對民主破壞性的社會后果和深遠影響。因此，書中融合了比較歷史分析、系統過程分析和結構性權力分析三種方法，選擇墨西哥、阿根廷和希臘三個典型當代案例進行測試。

從經濟學或金融學的知識體系理解主權債務的履約機制相對容易，但剖析背后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卻極為困難。事實上，主權債務危機管理依賴于國際金融權力的分配和國際機制的協調，并隨著金融機構不斷創新規則條款、設定復雜程序，搭建起了有效防范主權債務違約的“防火墻”，結果就是債臺高筑的外圍債務國的國家自主權不斷被掏空。這就是作者在書中一再提出的問題：如果主權債務謎題的關鍵不僅涉及經濟因素，而且涉及違約的政治因素，那么除了履約外，更應該關注兩者之間復雜且不斷演變發展的關系。復雜體系框架內主權債務履約規則的約束和機制設計的扭曲，從另一個層面侵蝕了債務人的財政獨立性和決策自主性。

作者對主權債務的背景進行了詳細的考察，歐洲早期的公共債務危機、殖民地時期主權債務的高度帝國主義、大蕭條時期主權債務的違約潮……這些生動的案例表明，歐洲地區的主權債務違約風險與危機管理具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凸顯了歐洲地區的信用體系和債務違約危機處置機制中嚴密的結構性權力邏輯。可以發現，由歐美等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國際金融權力體系，通過層層的規則設立、權責約束等，明確了主權債務償還的機制，以嚴苛的法律條款、國際義務履行和金融資本力量，共同構成防范主權債務違約的制度基礎。批判性研究的意義在于，主權債務危機管理應使金融履行其信貸配置和金融中介的公共職能，而非成為少數機構和個人的利益動機。

從過往主權債務理論與實證研究的經驗看，長期以來，履約的去政治化已成為經濟學文獻迄今為止難以解釋主權債務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單一代理人假設的缺陷，主權債務并非只針對債務國這一單一實體，而是涉及債務國國內與國外多個債權人的復雜博弈；二是償債意愿與償付能力的不對稱，許多情況下，阻礙債務償還的直接原因不是不愿意付款，也不是國家財富不足，而是缺乏可用的流動資源；三是不同違約類型的差異，多邊機制下主權債務延期付款一般采取債務充值模式減記債務，單邊模式下則通常采取暫停償債。在現實的案例中，主權債務與金融的結構性權力聯系更加緊密，如投資銀行家羅杰·阿爾特曼所指出的，金融市場逐漸扮演著一個全球超級政府的角色。

從主權債務發展的進程看，世界經濟的金融化強化了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導致主權債務問題逐步向金融國際化演進。一是金融市場和機構擁有信貸的創造和分配權力，某種程度上控制了全球各國、企業和家庭可用的購買力和政策選擇；二是國際資本流動大幅增加，國際信貸的中心地位日益提升，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性的國際銀行組織，對主權債務的政策干預能力越來越強；三是國家對私人信貸的依賴，反過來進一步侵蝕國家相對于金融的自主權。當然，杰羅姆·魯斯也提醒，金融的權力也不是絕對的，其相對實力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同。他分析了三種執行機制的關聯性，包括債權人卡特爾施加的市場規則、官方債權人的有條件貸款和國內精英的橋梁作用，三種機制分別從國際政治、國內政治和金融市場三個層面的結構性權力發揮各自的作用，共同約束主權債務的執行，并將主權債務的違約風險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雖然從最近數十年的發展歷史看，主權債務違約的概率和典型事件越來越少，但這也是一個非常曲折和漫長的演進過程。19世紀英國霸權治理下的金融國際化，使暫停償債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債權國的軍事干預是相對不可預測的手段。“大蕭條”后，20世紀30年代的大多數主權債務人成功地將部分調整成本轉移到了外國債權人身上，凱恩斯主義盛行，金融與國際資本的國家干預加強。在嚴格的金融監管環境下，低利率和適度通貨膨脹等措施減輕了主權債務負擔，“金融抑制”給予了債權國更加穩定的金融環境，私人跨境貸款的減弱和高增長率使得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概率大大降低。代價則在于，債務人的自主性不斷被削弱。

杰羅姆·魯斯除了從理論和技術層面剖析其中的原因，書中的案例穿插同樣十分精彩。20世紀80年代的墨西哥主權債務違約危機爆發，有多達1400家商業銀行、820億美元債務無法履約，在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積極干預下，通過緊急救助貸款和嚴格的償債條件，最終以1989～1990年的布雷迪協議解決了危機。然而，這次危機事件催生了墨西哥國內銀行家聯盟的崛起，激化了國內的政治分歧，在確保墨西哥償還外債利息的同時，卻不得不背負長期緊縮和高昂的全額償還債務的社會與經濟成本。1999～2005年阿根廷主權債務重大違約事件，則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阿根廷嚴重違約導致大規模信貸中斷、國際資本大量外逃、中央儲備耗盡，最終造成其經濟衰退，而以美國華爾街為代表的投機性外國投資者，則通過激進的債務重組和“巧妙”的規則，成為金融套利的贏家。

2010～2015年的希臘債務危機，是21世紀首個重大主權債務危機，飽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苦果的歐元區經濟面臨衰退，長期低迷。希臘債務危機考驗歐元區經濟的韌勁和主權債務處置決策能力，經過激烈的斗爭和談判，歐元區建立起以歐洲穩定機制為核心的貨幣聯盟永久防火墻。以歐洲央行為主導的債權人從停止救助貸款、將希臘排除在量化寬松計劃之外、限制流動性、控制希臘政府債券作為央行貼現窗口抵押品等四個方面，扼殺希臘左翼，最終促使希臘債務社會化，承受著緊縮、貧困和經濟低迷的巨大壓力。

從希臘債務危機的案例中，杰羅姆·魯斯得出結論：正是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得到了鞏固，迫使主權債務違約的概率大大降低。值得反思的是，在國際力量平衡缺乏更為廣泛轉變的情況下，單靠單邊解決方案無法解決債務人有限政策自主性的系統性問題，而主權債務履約和違約衍生出了更加棘手的長期難題。

《主權債務簡史: 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和國際危機管理》

[荷]杰羅姆·魯斯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0年11月版

標簽： 希臘 債務 危機 歐元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