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布的一系列數據表明，全球經濟已經顯現出了滯脹跡象，也就是1970年代那種通脹上升增長下降的奇怪混合物。那些注意到這一點的人（他們的數量依舊極其稀少）分成了兩大陣營，一些人認為這種現象是暫時的，而且很快會被逆轉；另一些人則擔心它會再度催生一個不甚理想的增長時期，但這次是伴隨著令人不安的高通脹。

但有一個綜合了上述兩項觀點的第三種情境，很可能是最具說服力的。對全球經濟來說，這股滯脹之風更可能是其即將經歷的旅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其最終目的地的一個特征。但政策制定者駕馭這段旅程的手法則會對長期的經濟福祉、社會凝聚力和金融穩定產生重大影響。

由于兩大引擎中國和美國的增長都低于各界共同預期，我們迫切需要的全球經濟復蘇最近正在失去動力。傳染性更強的德爾塔變異毒株抑制了一些行業（休閑和出行）的消費，同時又阻礙了其他行業（尤其是制造業）的生產和運輸。越來越多的發達經濟體出現了日益普遍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再加上海運集裝箱的短缺以及正在進行的供應鏈重組，強勁且可持續的全球復蘇所面臨的阻力與更高且更持久的通脹同時出現，也就不出所料了。

更高的通脹率正在給那些希望維持異常寬松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帶來壓力，同時經濟增長的減速又給那些傾向于縮減刺激措施的中央銀行出了難題。而對于那些亟待施行的、旨在提高生產力和長期增長潛力的財政和結構性政策來說，上述這一切都可能導致對它們的政治支持被削弱。

一些經濟學家和大多數政策制定者認為，當前的滯脹趨勢將很快被市場力量和人們行為改變的聯合作用所削弱；他們用一度飆升的木材價格下降作為例子，認定競爭和供應的增加將抑制通脹；他們從企業大筆投資以應對供應中斷的多種跡象中得到了安慰。

而其他人則更加悲觀。他們認為，由于支持家庭收入的財政計劃將被削減（例如額外失業福利和直接現金轉移支付項目的到期），需求所面對的阻力將加劇；他們還擔心許多家庭因為政府特別慷慨的疫情支持而意外積累的現金緩沖會逐漸消耗殆盡。

在供給側，滯脹悲觀主義者雖然歡迎更多的商業投資，但卻擔心其好處來得不夠快，特別是在供應鏈被重新定向的情況下。因此在他們看來，供應的中斷將持續更長時間，央行也無法及時出臺所需的政策應對方案。

但我猜想這兩種情境都不可能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卻會對確實出現的第三種情境產生影響。

在理想狀態下，政策制定者會以一種及時和自我強化的方式來回應日益增多的滯脹證據。美國將帶頭加快政策轉向的步伐，美聯儲已經減弱了一些超寬松貨幣政策，拜登政府通過推動物質和人力基礎設施投資來提高美國生產力和長期增長的計劃也會得到國會的支持。與此同時，國家和國際金融當局將更好地協調以加強審慎監管，特別是在非銀行市場參與者的過度風險承擔方面。

這些措施將使得通脹壓力下降，推動更快且更具包容性的增長以及實實在在的金融穩定。這么一個理想的結果是有可能實現的，前提是要全面和及時出臺所需的政策。

如果缺乏這樣的應對，各類供給側問題本身將變得更具結構性，也因此比過渡派陣營預想的要持續更長時間。由此產生的通脹壓力將被放大，因為許多企業將不得不提升工資水平以招募當前緊缺的新員工，留住老員工。由于中央銀行的政策應對滯后，通脹預期有可能被打破，并因此直接削弱協助推動金融資產價格進一步上漲的低波動性范式。

由于美聯儲屆時將被迫出臺一些遏制性政策，因此較高的通脹率不太可能一直持續。但不幸的是，通脹的下降將以較低且較少的包容性增長為代價，尤其是在拜登政府的計劃受到國會阻撓的情況下（這在高通脹情境下更有可能出現）。與其說是長期滯脹，不如說全球經濟將重復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所經歷的狀況：低增長、低通脹。

最近出現的滯脹趨勢及時提醒我們：全面的經濟政策措施亟待落地。這種應對措施下達得越快，鎖定經濟復蘇、社會福利和金融穩定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如果政策制定者遲遲不做出行動，全球經濟既不會被自我糾正的力量所拯救，也不會被推入長期的滯脹陷阱中。相反世界將回歸到從前的“新常態”之中——經濟表現不佳，社會凝聚力面臨瓦解，金融動蕩不堪。

（作者系劍橋大學女王學院院長，曾任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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