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現代防疫口罩這一“物件”，以及“口罩”這個語詞，都是伍連德發明的，他所帶來的福澤一直蔭庇到今天的中國人，不僅因為今天我們都不得不戴口罩，而且因為他首先使用的“口罩”這個詞，大大加強了我們對這一醫療防疫用品的接受度，特別是相對于西方人來說。

當伍連德1910年來到哈爾濱時，他的身份即便按今天的標準，也都分量頗重。他是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和德國科赫實驗室的成員，這兩家，從那時直到現在，都始終是世界上頂級的生物學和醫學研究機構。在九成以上中國人還拖辮子裹小腳的時代，伍連德就是國際性的科學家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僅深諳西方最先進的生物學和醫學科技，而且像詹天佑等人一樣，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淫，對這片土地和它的風土人情，有著深刻的體認。

白山黑水在那個年代已經是一片“法外之地”，太多的勢力在那里你爭我奪，結果反而是土匪獲得了最肥沃的生存土壤。張大帥就是那個年代從遍地土匪窩里殺出條血路來的。所以當伍連德發明并準備大舉推廣他的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醫療防疫口罩時，肯定考慮到了不能直接用“面具”或“面罩”來翻譯西方人慣用的mask，因為那樣很可能與蒙面土匪產生聯想，加大在普通民眾中的推廣難度。他的策略是有意無意地將其語義弱化，用“口罩”來代替“面罩”。這一招非常見效，民眾很快普遍接受了“口罩”，本來很可能向全國蔓延的鼠疫疫情也被迅速撲滅。

語用學

“口罩”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下明確指示的，并且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形成一種根本性勢能的，是它罩住的僅僅只是“口”。

但是換到西方的語境中，它就是mask。既然是mask，不管是protect mask還是face mask，在它所引起的潛意識聯想中，它遮住的都是整張臉。這恰恰指示出語詞在被用以在表述現實時的不足或過度。語言總是不足或過度的，所以我們要不斷對它的運用進行清洗，要反思它似乎一目了然的日常功能。在口罩這個例子中，事實上這塊布既不是只遮住嘴，也不是包裹你整張臉，它一般大約是遮蓋臉部面積的3/4。

一方面，它并沒有遮住整張臉上通常被認為最重要的器官——眼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靠眼睛，靠視覺，來為自己定位，就是說，通過為自己“映畫”出整個周圍世界，從而確定自己身處怎樣一個物理時空位置和社會身份位置；同時，所謂“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別人也主要靠對你眼睛的識別，或者說通過雙方眼睛的對視，通過視線的交錯/交換，來辨認你這個人，這個“他者”，而不是——通常不是——識別你的嘴或耳朵。當然我們不時會去辨聽一個人的嗓音，但所謂“眼見為實”，能夠當場看到并認出，當然被認為是識別一個人的最靠譜的辦法。

視覺化是現代世界構造的核心，而視覺器官并沒有被遮住，反而因為臉上其他部分被遮去而更突出了，可能更本真化、具體化了。這造成一系列后果，進一步的考察會涉及這些方面。眼下重要的是，戴口罩對通常意義上的身份識別的確會造成一定的障礙，但只是就通常意義而言，也就是我沒那么方便一下子就能認出你了，但也許等我費了更多神認出你后，我對你的認識會比以前更好更深入。障礙是認識（被迫）深化的一個條件。

但另一方面，稱之為“口罩”而非mask，也人為地縮小了這塊布對面部造成的影響，實際上它遠遠不止遮住了嘴，它還遮住了鼻子、臉頰，如果你正確佩戴的話，其中囊括了一張臉從下巴到幾乎整條鼻梁的廣闊“面積”，堪堪停在你的眼袋下面——如果你有大眼袋或黑眼圈，那么很抱歉它們在一大塊淺色布料邊緣，會被襯托得加倍突出。這個障礙還是相當大的，至少比我們用“口罩”指稱它時，這個詞本身所“承認”的要大得多。

所以，使用“口罩”這個詞，就縮小、弱化了它對我們生活的實際影響，這當然大大有利于我們接受和使用它；而相反，在歐美，使用mask這個詞，則夸大了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你戴上它后，就成了“蒙面人”，而蒙面人在歷史上通常是盜匪，是和身份的不正當，甚至和可能的罪惡的行使聯系在一起的。

身份政治

我們知道，“身份政治”現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政治正確，不論黑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女人、同性戀者，等等，所有的少數、邊緣或弱勢群體，都要求一個既平等又獨特的身份定位。而在身份的表達中，臉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具有核心意義。

就像萊維納斯所說，人區別于動物，并表明自己作為一個人活著的根本標志，不是他的生理性的活動——動物也有所有的生理性活動，而是他的“表達性運動”。不管是語言、動作、穿戴或是更復雜的文學、影像創作，都是這種獨屬于人的“表達”，人死了，就是他所有的表達都終止了，而回歸到純生理學的東西，這東西剝去所有的表達性的掩蓋/覆蓋后再度暴露出來，也就是——尸體。

西方人的臉部表情遠遠比崇尚“喜怒不形于色”的我們豐富，這可能是為什么他們連群眾演員都比我們絕大多數明星演得好的原因。如畫家保羅·克利所說：“我把內心的思緒寫在眉間，掛在嘴角，我的臉比現實中的任何事物更真實。”更豐富的臉部表情+更多、幅度更大的肢體動作語言，構成了西方人的日常自我表達方式（當然，我們經常會覺得他們太夸張）。而死人/尸體就是所有這些表情、動作都停止了。在葬禮的場合通常要掛或者捧一個鏡框，里面是精心選定的死者生前最具個性特征，也就是最具表達性的面容，因為棺材里的尸體是沒有面容的，它只有純生理性的作為器官遺存的臉部，而完全失去了表達性的面容。

在歐美，鼓勵公開戴mask的，大概只有狂歡節、化裝舞會或某些戲劇現場，人們被允許在那樣的場合遮去自己獨特的個性化面容，而以一種全新的、神秘的、表演性的身份，融入一場大規模的集體狂歡。而這種狂歡不管半遮半掩還是大肆宣揚，多多少少都與性有關，人們需要那樣一些時刻，放松倫理道德的韁繩，來釋放因各種各樣原因而被壓抑的性能量，并因此經歷一種極度亢奮的融合體驗和高峰體驗。現代的節慶起源于古代的祭儀，面具在祭儀中一向是不可或缺的道具。而那種儀式通常都伴隨著大規模的公開性亂，也伴隨著人或動物的犧牲。消解了個體身份的集體性的高潮，與死亡密切相連。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多少可以理解，對他們說，如果表達性的面容被覆蓋，就和死人離得不遠了。在那個個體身份的獨特性和根源性遠比我們這里重要得多的世界里，對面容的遮蓋，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他作為一個擁有完整的個體權利的活人的否定。他會覺得，當他被強制戴上口罩，他就已經向死亡讓了一大步——而我們的感受正好相反，好像那是為自己戴上了一道護身符。只有真正切身的死亡恐懼兜頭襲來，才有可能壓倒這種對個體的象征性死亡的頑抗。

我們可以藉此了解，哪怕是很日常的語言及其使用，以及它們背后的文化形態，在不同的人群接受或拒絕相似的事物時，具有多大的潛在影響力。

標簽： 口罩 現象學 語用學 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