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在“讓歷史告訴未來：亞洲金融危機二十五周年的回顧與啟示”國際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樓繼偉在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回望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都表明，如果當事各方及早采取措施，危機都是可以避免的。回望歷史，不過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訓，盡管再艱難，還是要重走合作共贏之路。

亞洲金融危機危機于1997年7月2日從泰國爆發，在東亞各國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延續一年有余，到次年8月，中國香港聯系匯率保衛戰達到高峰，并波及到各國金融市場，世界主要國家逐步進入救治，危機在1999年結束。

在樓繼偉看來，亞洲金融危機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東亞各國經濟存在弱點，很難應對外部沖擊。一是東南亞各國類似的經濟發展模式，都以出口導向為主，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相互競爭日趨激烈；二是為追求高速增長大量借入外債，宏觀杠桿率處于高位，經濟過熱，特別是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過熱；三是金融市場脆弱，監管缺失，卻過早開放國際收支資本賬戶，并維持固定匯率制度，匯率普遍高估，為國際“熱錢”跨境炒作帶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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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國際因素方面，一是，國際收支項目完全可兌換是當時國際組織和經濟界的共識，并不顧客觀條件是否成熟，向發展中國家力推資本項下可兌換；二是，主要經濟體金融監管存在弱項；三是，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各國經濟金融相互影響，也加大了經濟危機的相互傳染性。

回顧危機，樓繼偉也談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幾點啟示。

首先，自身的結構性弱點是根本性的。特別是杠桿率過高、過度依賴外部債務、資產價格虛高、維持過高的本幣匯率，造成國際收支失衡。這些結構性弱點如果不及時解決，早晚會爆發危機。外部針對性的攻擊不過使危機爆發提前，更為慘烈。

其次，要堅持對外開放，并全面實現本幣經常項下可兌換。對資本項下完全放開要做謹慎評估，一般來說，對成熟市場經濟大國和處于金融中心地位的經濟體，才會利大于弊。允許“熱錢”快速跨境流動，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好處。

第三，要加強金融監管，并形成監管合力，健全自身金融市場。要認識到資本出于逐利動機，總會尋找監管漏洞，如果漏洞過大，金融機構不顧風險過度加杠桿，會加大系統性風險，最終對己對人都會形成禍害。

第四，盡管過分松弛的財政金融紀律是產生危機的重要原因，但危機發生后，還要采取適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度過最艱難的時刻，并全力整頓財政金融秩序。然后，施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使經濟恢復常態，盡量爭取損失最小化。

第五，改革必然導致既得利益調整，危機有利于加強改革共識。東亞各國在危機發生之后，都大力度推進改革，在企業部門、金融部門和政府職能調整各方面，改革是全方位的。十年之后，國際金融危機對東亞各國的沖擊相對較小就說明了這一點。

第六，經濟全球化帶來效率的提升，也加大了風險的傳染性。亞洲金融危機從東南亞各國開始，隨后傳播到東北亞地區，再壓低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進而使俄羅斯也陷入危機，國債違約，又影響到美國。這說明保持全球金融穩定是全球公共事務。

第七，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在東亞各國強烈要求下，1999年G7國家財長提議成立金融穩定論壇（FSF），但這一論壇十年內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直到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在2009年G20倫敦峰會上，論壇改為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全球金融穩定評估、統一監管標準上發揮了建設性作用。這也是危機觸發共識的絕好例子。

“現在更需要全球合作。”樓繼偉強調，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代表性國家在合作共贏上達成共識。2018年，國際風云突變，貿易摩擦、技術脫鉤，甚至產業補貼政治化，今年又發生地緣軍事沖突。“世界經濟政治將走向何方？會不會發生更強烈的危機？今天回望歷史，不過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訓，盡管再艱難，還是要重走合作共贏之路。”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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