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以來，為了滿足疫情防控和危重癥救治需求，擴增ICU病床數成為綜合醫院的“戰時”常態；期間，一度經營不善的傳染病專科醫院也迎來新一輪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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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冠病毒在我國進入低流行階段，醫院診療逐漸回歸常態。回顧來看，我國在傳染病學和重癥醫學上的資源短板補足了嗎？醫療基建連續三年的建設和擴張，是否已顯冗余？面對下一場重大突然公共衛生事件，為最大程度降低對重點脆弱人群的傷害，還應做出哪些準備？

危重癥救治資源依然總量不足、分配不均

人均ICU擁有量是衡量重癥救治能力的關鍵指標。在去年疫情重癥高峰到來前，國家衛生健康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曾在11月底召開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稱，我們國家的醫療資源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特別是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差異比較大；我們的醫療資源總體上相對不足，每千人口醫療床位現在是6.7張，每10萬人口的重癥醫療床位才不到4張。

隨后的一個多月，全國重癥床位急速擴張：根據國家衛健委數據，2022年12月9日，全國重癥醫學床位總數是13.81萬張，重癥醫學床位接近10張/10萬人的水平；截止到12月25日，全國重癥醫學床位總數是18.1萬張，也就是10萬人有12.8張。

據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副司長李大川在今年2月底公布的最新數據：重癥病床由19.8萬張擴充至40.4萬張。

不過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主任王廣發看來，我國危重癥總床位數仍嚴重不足。王廣發9日向第一財經介紹了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他為后疫情時代加強公立醫療機構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能力建設，帶來的一份提案。

他在提案中稱，在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應對中我們有非常成功的經驗，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項。短板之一就是，危重癥床位總數。與歐美一些國家相比，我國的危重癥床位總數尚有比較大的差距。“發達國家危重癥床位數，德國和美國為每10萬人接近30張，歐盟平均為14.3張重癥監護床位，這些發達國家在新冠疫情中均曾出現危重癥床位不足的情況。”

缺少對綜合醫院危重癥床位比重的硬性要求，是制度層面亟待補足的空缺。

第一財經注意到，疫情發生后，國家衛健委曾組織編制新的《綜合醫院建設標準》。該標準明確，綜合醫院的建設規模按病床數量應分為5個級別（200床以下、200床～499床、500床～799床、800床～1199床和1200床～1500床）。但其中并未對危重癥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

王廣發對此建議，應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支持，國家衛生健康委負責組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配合對現有三級公立醫療機構進行適度改建，在5年內力爭將危重癥床位數量提高至總床位數的10%。

伴隨新冠疫情防控歸回“乙類乙管”，為了實現“平戰結合”目標，國家衛健委在《關于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的總體方案》中提出，三級醫院要通過建設可轉換重癥監護單元，確保需要時24小時內重癥監護資源增加一倍。

由于國家衛健委未對三級醫院可轉化重癥床位提出定量要求，王廣發建議，對于新建三級公立醫院，可轉化的危重癥救治病房應達到總床位數的10-20%。

此外，王廣發注意到，我國醫院建設標準過低導致可擴展危重癥床位無法完全滿足危重癥的集中收治。比如，在此次可轉化危重癥床位的使用中，由于供氣、供電等建設標準不夠，導致可轉化危重癥床位過于分散，無法集中收治危重癥患者。“（要）對可擴展危重癥床位進行氣源、電力改造，調整、優化布局。”王廣發在提案中稱。

基建之外，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認為，在醫療資源整體有限的情況下，為更好應對下一次公衛危機的關鍵，需要聚焦于重癥醫學學科人才培養。他在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新聞中心網絡視頻采訪間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除總量外，中國重癥醫學科人才短缺也體現在地區之間、不同省市之間差異性非常大。這個差異性不僅表現在人員的配備上，其實還表現在診療的能力上。基于此，需要加強重癥醫學的基礎培訓，包括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和專業專科醫師的規范化培訓。

傳染病醫院“造血”能力不足

三年新冠感染的疫情應對中，我國醫療體系暴露的另一塊短板，在王廣發看來，是某些傳染病院“（在）應急狀態下掉鏈子”。

“掉鏈子”與這些傳染病醫院運營艱難不無關系。與綜合性醫院或其他專科醫院相比，傳染病專科醫院多以收治普通傳染病為主，具有公立醫院和公共衛生的雙重屬性，承擔著更多的社會公益性醫療救治任務。但迄今，傳染病醫院尚未納入公共衛生體系。

“病源少，缺乏自身造血能力，加之撥款不足，造成人才留不住，設施設備缺乏維護。”王廣發稱。

一方面，從總量來看，近年來我國傳染病醫院規模整體呈擴大趨勢。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7-2021年中國傳染病醫院數量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呈整體上升趨勢。2021年中國傳染病醫院數量為179個，同比增加4.07%，其中城市傳染病醫院有154個，農村傳染病醫院有25個。

另一方面，在總量擴容的同時，政府部門對傳染病專科醫院投入不足的問題卻更為凸顯。

去年年底，一篇獲安徽省新冠狀肺炎疫情防控應急綜合指揮部基金立項、由合肥市傳染病醫院院長張良明等發表的論文稱，近3年，各級政府財政投入僅占該院業務總收入的3.04%。而傳染病醫院由于其收治病種的特殊性，其運行成本往往更高，主要體現在建筑布局、三區劃分、消毒隔離、醫療廢棄物處理及水電消耗等方面。

王廣發對此建議，重視傳染病專科醫院的建設并給予政策支持。具體包括三方面：其一，中央和地方財政應保證傳染病醫院充足的運營資金，包括硬件維護、部分人員費用及傳染病應急救治資金；其二，適度提高傳染病門診和住院費標準，提高部分應由財政或醫保基金支付，避免增加患者負擔；其三，鼓勵傳染病專科醫院與綜合醫院結成緊密型醫聯體，某些大型傳染病院可適當向綜合方向發展，以解決自我造血，人才梯隊建設及傳染病患者的非傳染病臨床需求。

除了傳染病專科醫院，王廣發還提到，傳染、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等在此次救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科室，在多數醫院中，體量輕，規模小，設備裝備欠缺，人員不足，是此次疫情高峰和重癥高峰應對中暴露出醫院整體能力不足的短板。

“中央和地方財政支持加強綜合醫院傳染、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的建設，適度擴容，增加從業人員數量。”王廣發說。

王廣發呼吁，傳染病救治體系應納入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擔主要人員、設施成本，同時適度提高傳染病診療的服務價格，提高部分由醫保承擔，避免增加患者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8日，國家衛健委官網公布了一份“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7049號建議的答復”。對于“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彌補傳染性疾病專科運營虧損”的建議內容，國家衛健委回應稱，“對于綜合醫院感染科承擔公共衛生任務所需，我委將繼續協調相關部門落實政府投入政策，積極支持公立醫院感染科發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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