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是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關鍵。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提升需要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四個方面的“傳統轉型”，并不僅僅是延續，更重要的是深化。長期來看，決定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是消費增長、服務業發展、數字化(智能化)和綠色經濟建設等方面“新轉型”的突破。這是中國經濟“轉大彎”，成功實現“彎道超車”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市場化(marketisation，或者說“經濟轉軌”，transi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和城市化(urbanization)四個關鍵轉型。從計劃到市場，從封閉到開放，從農業、農村主導到一個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濟結構——借助這四方面轉型的合力，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奇跡”。

傳統轉型的深化

二次改革。改革帶來的市場化轉型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從1978年農村改革啟動到1984年城市改革啟動，中國經濟開始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擴展和深化獲得增長的動力。前期改革的效應在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的刺激下爆發，中國經濟出現了第一輪超高速增長(可以稱作“南巡景氣”)。十年之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國經濟迎來另一輪超高速增長(可以稱作“入世景氣”)和一輪規模空前的財富大爆炸。前者以1980年代的早期市場化改革為保障，而后者則離不開1990年代后期的全面市場化改革奠定的基礎。實際上，2010年代的改革舉措是前期改革的延續，但從其涉及范圍之廣泛、影響之深入來看，改革2.0是對改革1.0的全面突破——“二次改革”能否順利實施將是中國經濟走向巔峰的關鍵。

下一階段的經濟改革在全面規劃、整體布局的同時，應抓住重點，力求在關乎中國經濟全局的重大問題上首先有所作為。三方面關系的處理尤其重要。首先是經濟與環境、社會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應正視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收入提高和社會進步、財富水平和民眾幸福等方面的“落差”，以積極有序的社會治理和體制改革解決關乎民生、民權的重要問題——這其中既有經濟問題，也有政治、社會、生態和文化問題。其次，經濟領域最重要的是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關鍵是糾正政府和市場的功能錯位，明確界定兩者的邊界——既發揮有效、有力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以有限、有為的政府作為應對市場失靈，解決市場機制無法有效解決的問題。

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6%，雖是1990年以來最低，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然達30%，而僅其增量就相當于澳大利亞GDP。

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6%—6.5%。根據長期記錄和現實能力，中國依然會實現預期，依然是世界經濟第一動力。

穩中有進是中國的“主動選擇”，也是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可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充足空間。

中國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并堅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8年中國產業結構持續升級：第三產業占比達52.2%，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提高了1.2個百分點。

中國雄心勃勃的科技創新，是人類科技創新的重要組成，是推動人類探索未知領域的新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表示，中國涌現的新技術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承受價格的技術分享，可幫助后者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

中國經濟轉型也為在華外資企業創造新的市場前景。中國去年吸引外資8856億元，創歷史新高。

中國美國商會本月初發布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受訪美國企業表示，今年在華業務將比上年增長。

投資、出口、消費協調拉動，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必要標志。

多家國際權威機構預測，不久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消費市場。

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0%，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升至76.2%。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說，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中國持續提升全球市場需求。

經驗與借鑒

受訪的全國政協委員認為，轉型升級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經濟課題，中國的轉型經驗對于世界來說，具有借鑒意義。

沙特正為實現自己的“2030愿景”而努力——通過打造工業園區進行多元化的經濟革命。沙特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招商引資，其中一個重要目標便是中國。

全國政協委員、中沙泰達工業園區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管學斌說，與沙方分享轉型經驗，有助于其走向成功。

中國的經濟轉型探索，不僅拓展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的途徑，也給發達國家的經濟轉型提供了思路借鑒。

曾有西方觀點認為，中國處于經濟發展關鍵時刻，只有變得更像西方，才能最終成為富裕經濟體。

然而，此觀點忽略了中國制度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些做法，是外界應予重視的方面。”李稻葵說。(參與采寫：李鯤、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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