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將至，地方密集調整預算，以求財政收支平衡。2022年對大部分地方來說，是財政比較困難的一年。

多位基層財政局人士告訴第一財經，今年受疫情沖擊、經濟下行、樓市、土地市場低迷等影響，財政收入出現下滑，但民生、償債、抗疫、保市場主體等剛性支出不減反增，地方財政收支矛盾比較突出。

為了緩解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做到收支平衡，近期地方密集調整預算，其中或明或暗公布了地方財政收支平衡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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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增收，做不到調減收入目標

對于市縣級政府來說，每年必須做到財政收支平衡。每年年初地方人大通過政府當年預算，但實踐中受經濟和收入形勢變化，收支變動與年初預算差別較大，需要調整預算，最終做到收支平衡。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10月下旬以來地方密集調整預算，而收支數據變化的背后，折射了基層財政如何應對收支矛盾。

從記者觀察的幾十個地方預算調整報告來看，多數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尤其是稅收收入）和以賣地收入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出現了下滑，不及年初預期。

這不難理解。

今年疫情沖擊超預期，經濟下行壓力大，主要稅源收入增長受到沖擊。而超3萬億元退稅減稅緩稅費政策落地，也造成短期財政明顯減收，尤其是大規模增值稅留抵退稅沖擊明顯，但與此同時也減輕市場主體稅費負擔，激發市場活力。另外，今年樓市低迷，土地市場低迷，讓地方房地產相關稅收和土地出讓收入出現下滑。復雜的國際形勢，也對一些地方收入增長造成一定壓力。

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全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約9.3萬億元）同比下降3.6%；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約4.9萬億元）同比下降24.3%，這也與年初預算兩大收入預計目標（同比增長3.7%和同比增長0.4%）有明顯差距，也遠低于前10個月財政支出增速。

一些欠發達基層政府稱，今年財政收支矛盾前所未有。比如，近日某縣公開的今年財政預算調整報告稱，9月至12月當地“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下稱“三保”）財力缺口約4.8億元。收支矛盾極端突出，形勢極為嚴峻，保民生風險面臨不可控。當地將盡最大努力保住“三保”支出足額預算。

緩解財政收支矛盾，無疑需要增收減支。從不少地方預算調整報告來看，地方多渠道依法盡力增收，首要仍是積極培植壯大財源，強化稅費征管。

比如云南省臨滄市近期預算調整報告稱，今年緊盯重點稅源行業企業依法征收，抓好砂石料行業整治、光伏產業、生物醫藥大健康等方面潛在稅源挖掘工作，堅持任務項目化、項目清單化、清單具體化，將收入目標細化分月到季，對標對表，確保完成年初確定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

盡管地方依法征稅，應收盡收，但受經濟下行、退稅減稅等影響，不少地方稅收收入依然出現明顯下滑。為此不少地方通過增加非稅收入來彌補，而其中主要來自盤活處置國有資產增收、礦產資源增收等。

比如，四川宜賓市本級財政收支預算調整方案顯示，當地因留抵退稅等因素調減稅收收入4.7億元，為完成年初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期目標，增加國有資本經營收入4.7億元。

某市財政局局長表示，為平衡預算，只能采取“稅收不足非稅補”的權宜之計，而非稅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處置政府資產。但隨著處置政府資產等一次性收入的減少，非稅收入增長有限，影響了財政收入的增長。

另外，加大盤活存量結轉結余資金，也是地方“增收”一大關鍵。比如，湖北省孝感市財政預算調整報告稱，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調入資金調增約1.2億元，全部是財政往來專戶結余資金，按政策收回市級財政統籌安排支出。

對于不少欠發達市縣來說，地方財力過半來自上級轉移支付，因此積極爭取上級轉移支付增量資金，成為彌補當年財力缺口的“救命稻草”。

從幾十個地方預算調整報告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地方今年獲得上級轉移支付大力支持，從而緩解了地方減收壓力。比如臨滄市預算調整報告稱，上級加大對基層落實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補助力度，增值稅留抵退稅轉移支付增加約21.7億元。

今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安排近9.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1.5萬億元，同比增長高達18%，創近些年新高，這有利于保障基層財政平穩運行。

另外地方還可以通過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等來做到收支平衡。除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賬本外，地方還通過加快土地出讓進度、力度等方式，來盡力增加土地出讓收入，以求政府性基金收支賬本平衡。

比如，湖北省咸寧市預算調整方案稱，今年加快梓山湖區域開發等，土地出讓收入增收12.28億元。浙江省杭州市本級預算調整報告顯示，杭州市本級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擬較年初調增583.88億元，這主要來自土地出讓收入增加。

除此之外，今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創新高，財政部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合計63485億元。這對保障地方重點項目建設、緩解財政收支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

盡管稅收收入下滑，但通過上述各種增收手段，一些地方能夠做到收支平衡，一些地方甚至總收入規模得以調整，但對于那些仍然做不到收支平衡的地方，則調減年初收入目標，以求收支平衡。

壓減不必要支出

一位東部基層財政局長告訴第一財經，目前財政收入減收還能通過多種手段對付，但疫情防控、惠企紓困等增支壓力大。

為了應對收入下滑，地方日子過得更緊，加大力度壓減非剛性、非必要支出，調整支出結構。

咸寧預算調整方案稱，當地嚴格落實“過緊日子”要求，采取緩、收、減、統、扣等措施，壓減非剛性、一般性支出2.45億元。貴州銅仁市預算調整方案的報告稱，嚴控當年支出項目，對可支可不支的支出項目，不再執行，將未執行完畢的資金用于平衡預算。

前述某縣預算調整報告稱，對一般性支出進行極限壓減。其中政府統一安排的項目支出較年初壓減約16%，上年結轉本年安排支出壓減29%。政府性基金支出壓減約48%，預計完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優先調入一般公共預算保障“三保”支出。

在支出順序方面，不少地方明確，堅持“三保”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優先順序，堅持中央和省標準的“三保”支出在“三保”支出中的優先順序，在預算安排和庫款撥付等方面優先保障“三保”支出，兜牢“三保”底線。而且除自然災害等突發事項預備費不足外，不少地方明確年度執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預算。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認為，地方政府千方百計紓解財政矛盾時，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增收、減支、借債等措施可以擴充財政騰挪空間，力避地方財政流動性危機；另一方面，部分手段如增加收費和罰款、壓減公共服務支出等很可能導致特定主體的利益受損，小則減弱減稅降費效果，大則對營商環境和信心造成破壞，削弱經濟增長潛力，而債務手段可謂緩兵之計，或加大灰犀牛、黑天鵝事件的風險。

羅志恒表示，從中長期來看，解決地方財政問題不僅在于優化營商環境和發展經濟，更在于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

“地方政府要落實好全國層面的改革舉措，如明確政府與市場關系，確定并合理劃分各級政府職能事權，使財力與支出責任匹配。精兵簡政，財政供養人員規模與人口負增長形勢相適應。推動稅制、國資、社保改革等。”羅志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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