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瘦高，留著寸頭，國字臉，眼睛小而亮，44年來的經歷比大多數(shù)人都豐富。

他是地地道道的廣州人，父母雙雙從事業(yè)單位退休，有穩(wěn)定的退休金。然而自1999年中專畢業(yè)實習，到2020年初因疫情工作暫停，20年時間里他卻輾轉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換了19份工作，做過酒店服務員、保安、加油站工作人員、漫畫社學徒、女裝店主、熟食攤小販、自行車銷售、快遞員、夜班揀貨人，等等。最長的一份工作堅持了兩年多，最短的只做了兩個月。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疫情期間，封閉在出租屋的胡安焉百無聊賴，提取出在德邦某樞紐站做夜班理貨員的一段經歷，寫成《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發(fā)到豆瓣，文章一下火了，有出版社編輯找上門來，問能否再寫寫其余工作。于是，他打開記憶之閘，寫出首部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胡安焉的文字樸素、情感平實，表達真誠，尤其是寫他無數(shù)次迫于生計，不得不從事各種門檻不高的工作，進而又產生倦怠、逃離的過程，擊中了眾多想“躺平”但又不敢真放棄的打工人。

《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三個月后，胡安焉的名氣更大了。豆瓣上的讀者評論有近兩萬條，差不多30個記者以面談、微信文字或者電話的形式與他聯(lián)系，忙得都沒時間寫東西。“你是我見的最后一個記者。”7月中旬，我們在成都青羊區(qū)某居民小區(qū)見面時，他鄭重地說。

胡安焉的妻子是成都人，也是寫作者，兩人在文學論壇上認識，曾經都在北京上班。她在一個教培軟件做編輯，要跟家長推銷課程，內心始終對販賣焦慮有所抵觸，加上后來國家出臺“雙減”政策，就辭職回家照顧生病的家人。和妻子在成都的這兩年多，對曾經像游吟詩人般漂泊的胡安焉來說，生活難得平靜。

那天，胡安焉擔心我找不到租住小區(qū)的入口，專門到樓下等候。他穿一件寬大的橙紅色T恤，遠遠就揮手，隨后帶著我一邊大步走向電梯間，一邊語速很快地熱情介紹小區(qū)情況，周圍便利的文化設施，與書中多次寫到自己“社恐”、不善言辭的狀態(tài)完全不同。“確實人的潛能很大”，到家坐下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就像沒想到寫了14年小說，卻因一篇非虛構寫作走紅一樣，真正硬著頭皮和記者們接觸、逐一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活動后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可以表達得很流暢。

他本姓范，“胡安焉”最初是豆瓣上的網(wǎng)名，后來變成筆名。命名背后沒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只是隨手取名的瞬間，腦子里想起了這三個文言詞，“胡”是“為什么”“何故”的意思，“焉”則含有反問，疊加在一起，代表對“何以安心”的追問。

幸運的是，自言“本性涼薄”的他，經過生活的反復錘煉，終于把工作和寫作完全分開了，一個純粹為了賺錢，一個純粹滿足精神需求。獨自埋頭在寫作之路上走了很多年后，哪怕沒有鮮花和掌聲，他也覺得自己“安心”了。

以下是胡安焉的自述。

出書后不一樣的我

假如你是4月初見到我，會發(fā)現(xiàn)跟現(xiàn)在不一樣。以前我很封閉，除了跟妻子說話，不會跟人有太多交流，表達也很拘謹。書剛出來時，我連記者的電話都不敢接，就在微信上接受文字采訪，同時接待好幾個。而且記者有些問題問得挺大，問我對年輕人的建議，怎么看“脫掉長衫的孔乙己”，第一次看到問題，我都沒聽過這個說法。我就是一個寫作的前快遞員，又不是社會學家，有時不知道該怎么回答（笑）。

一開始，我還老老實實去想，最糟糕的時候一天有十幾個小時都在回答記者的問題。后來被逼得沒辦法，精力實在不夠，就變成電話接受采訪。應付記者雖然打斷了我的寫作，但這是比較異質化的體驗，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不是出了這本書，像我這樣的人生經歷，在生活中是很難得到一般人的認可或者尊敬的——20年換了19份工作，現(xiàn)在在送快遞，你覺得別人會怎么評價我呢？

但書出版后，有些人不再持有單一的價值觀，能認識到人生質量不是由所謂的成敗來評價。當然沒有《我在北京送快遞》，我仍然能夠抵達一種自足、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但可能需要10年或者5年時間，現(xiàn)在是加快了這樣一個過程。

以前哪怕在文學網(wǎng)站上寫小說，收到的反饋都是微乎其微的，就像在黑暗里邊走路一樣，不知道一步邁出去是怎么樣的?，F(xiàn)在不一樣了，我能通過網(wǎng)上的評價和讀后感，知道自己的困擾和軟弱在很多人身上也存在，只是他們擔心袒露出來會被人歧視，或者不想在競爭中被揪到弱點，想盡辦法掩飾了。我無所謂，都寫出來了。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奇怪的另類，這是很大的鼓勵，否則做孤獨的個例，其實也會恐慌的。

很多人羨慕我總有放棄的勇氣，那其實是他們的解讀。在我這邊，也羨慕能夠堅持下來的工作狀態(tài)，堅持也是勇氣。實際上現(xiàn)在再來看，我也不是每份工作都有必要離開，假如能夠克服一些問題，有些工作還是有趣的。比如在上海的自行車店的工作，我喜歡騎車、裝車，收入方面也滿意。但是隨著慢慢變成一個老員工——其實也就工作了一年——處理不了老板和其他同事之間對抗的人際關系，夾在中間非常難受，就離開了。要是我干個四五年，有經驗了，以后再找同類型的工作也好找了。

大多數(shù)時候，辭職是我克服不了工作中出現(xiàn)的障礙。對我來說，“敢于放棄”的“敢”不是勇敢的意思，是我可以接受放棄一些東西而已，比如成家、生兒育女，和很多人的差異是，看不看得開。

我的非典型廣州人家庭

這可能和我的家庭環(huán)境有關。我是移民家庭長大，直到我姐結婚，我們家在廣州沒有任何親戚。我媽在上海出生，沒有兄弟姐妹，6歲隨家人到了廣州，生活習慣和方言都和之前完全不同，“文革”期間因為外公受過影響，內心有很深的孤獨和不安感，一輩子特別緊跟意識形態(tài)，總是用最高道德標準約束自己、要求子女。她在海南當知青時，認識了我爸。

我爸是貧農出身的客家人，1979年我出生后，從部隊轉業(yè)回到廣州，在事業(yè)單位做政工。我爸性格孤僻，不會打牌、打球、說粵語，跟同事沒有私交，每天最大的消遣是逛城中村、看《動物世界》。到去世都沒學會說廣州話，像個孤魂野鬼，孤孤零零的。

如果我父母生活在內地一個小富即安的地方，大家都很傳統(tǒng)、保守，可能我和別人沒有太多差異性。但是在千年商港、有非常濃厚的市井文化氛圍、更看重個人主義的廣州，大多數(shù)家庭看待問題的方式都是從利害、得失出發(fā)，我跟同齡人的成長環(huán)境差異就太大了。

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大家更加積極追求各種成功，想辦法賺錢。到上世紀90年代，“搞錢”氛圍更濃了，事業(yè)單位也搞改革，要自負盈虧。這時我爸卻面臨下崗風險。其實他內心也想發(fā)財，但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就轉而對改革和市場經濟很排斥，把做生意和炒股看成是投機倒把。

那時我媽做財務，不肯配合廠長做賬。雖然最后廠長因為經濟問題坐了牢，證明她是對的，但在差不多十年里，她不知道如何應對領導的灰色行為，整個人非常焦慮，一直處于神經衰弱狀態(tài)，對我的情感回應也很冷淡——如果父母在孩子小時候，感情上給予回應和滿足，疼愛甚至是溺愛，長大后他們對想要的東西，可能會堅持要得到。

當時，我媽對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也是惶恐的。只是不斷對我說，要自律、克制自己的欲望，社會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違法亂紀，走錯路、做錯事，要做一個規(guī)規(guī)矩矩的人，不鼓勵我出人頭地，或者發(fā)財。個人滿足在我父母看來都是可疑的，因為追求個人滿足，就要有野心、有進取心。

直到2007年我開始做生意，在合伙人家里聽到他和父母聊天，才意識到家庭環(huán)境的差異。他們家是典型的廣州人，重實際。父母會給子女做人生規(guī)劃方面的指引，告訴他應該怎樣做生意，目的是什么，還說規(guī)則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事的風險和回報有多少。

那次去他家，對我震撼挺大。我父母從不跟我談怎么掙錢，沒有風險回報比這個概念，認為我的人生規(guī)劃應該是社會來安排，社會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在父母那里，是講原則、守規(guī)矩，要不黑要不就白。而風險回報比的意思就是，你要走到黑或者灰色這邊，然后衡量冒的風險跟得到的回報相比，到底值不值得跨過這條紅線。

在這種家庭環(huán)境下長大，我的物質欲和同學相比自然更輕。他們做生意時除非迫不得已，不會輕易放棄。對我來說，放下來的阻力比較小，得不到我覺得也沒關系。

漫畫社的精神啟蒙

1999年，我中專畢業(yè)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學校安排去一家四星級酒店做實習服務生。同學們都會討好部門經理，我很反感這樣做，覺得他們不體面，想跟這種可恥的人和行為截然區(qū)分開來。他們對經理越是諂媚，我對經理就越敵對。我始終不明白他們是怎么從一個學生搖身一變成為成人的，懷疑早在學生的時候，身體里就已經藏了一個成人，踏入社會后，輕松把學生的表皮撕掉。

20年后寫書的時候，我再回頭去看，那時的我矯枉過正。同學們沒有真的得到什么好處，我那樣做也是沒有意義的。是家庭教育讓他們更早理解到社會的一些規(guī)律，以比我成熟的眼光看待社會，他們只是習慣性跟領導處好關系，為了自己以后有事提要求方便。經理是無辜的。

在賓館實習時，父母還偷偷來看我。他們覺得養(yǎng)育的孩子終于工作，能夠建設社會了，真的是喜悅。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后來，我和中專同學又一起去加油站面試，他被錄用了沒去報到，可能就是家人阻止，覺得加油站工作被人看不起，收入不高，整天一身汽油味，沒有前途。但我父母卻覺得加油站好，因為他們覺得社會所有工種都是平等的。他們是理想主義的。

我曾經對家庭有過埋怨。現(xiàn)在，從接受采訪、參加活動，還有網(wǎng)友的評論中，意識到家庭環(huán)境對我其實有良性影響的一面。父母對我很寬松，從不定目標，包括成家或者生兒育女都不強迫。早年他們還特別反對攀比，因為當時官方報刊是這樣說，他們就這樣認同。現(xiàn)在想來，他們的態(tài)度也給我一個自由的空間。

開始對我寫作產生影響的工作，是2003年在一家漫畫社。那家漫畫社在國內還是有點名氣，漫畫雜志我每期都買，上面刊登了招學徒的信息。我按照他們的要求畫了一幅漫畫，就通過了。不過因為沒有工資，只管吃住，也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工作。

當時我已經24歲，做過6份工作。之前在加油站、酒店、專賣店里，沒有一份工作與文藝沾邊，我父母既沒有文藝細胞，也沒有文藝愛好。在漫畫社，我第一次接觸到對文藝方面有追求的人。令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們當時年輕、叛逆，喜歡反對某些規(guī)則的約束，主動把自己邊緣化，做的東西也不求商業(yè)回報。

而我受家庭影響很大，服從性非常強，非常循規(guī)蹈矩，不會反思。不斷換工作，我也害怕。當時我在想，按照現(xiàn)在換工作的速度，10年是不是就要換20份？以后怎么辦？我怕有一天老了，連生存都有問題。我還認為，自己老是換工作、融入不了社會是我有問題、不成熟。

但他們認為，我身上不成熟的品質是寶貴的。是社會病了，因為你不是垃圾，所以你才不能夠待在垃圾場。而在那之前，沒有人這樣肯定過我。可以想象，那時他們的話對我觸動有多大。

后來，因為漫畫社的人都太理想，雜志做得不好，大家都分開了，我也繼續(xù)去別的地方上班。但那段經歷給我埋下一顆種子，讓我意識到工作不是人唯一的選擇，還可以有一個更廣闊的精神世界。

競爭手段丑陋的女裝店

我的第十一份工作是在南寧開女裝店，那是我從事時間最久，造成精神傷害也最大的一份工作。

當時，我和讀大專夜校認識的朋友都打工打到懷疑人生，決定一起做生意。一番考察后，我們從廣州批發(fā)流行高仿女裝到南寧去賣。

那個商場里客流量就是那么多，所以競爭非常激烈，手段也是丑陋的。跟競爭對手之間既要提防，又要互相依存，比如上洗手間或者去打飯，肯定要叫對方幫忙看下店。但也要向對方隱瞞爆款貨源的進貨渠道?？腿藛栆路嗌馘X，也不能說出來，而是把價格按在計算器上，否則對方聽到，第二天這件衣服就賣得比你便宜。我在那里，就是這樣和競爭對手表里兩套，虛與委蛇，最后關系也搞得很差。

我本身就很敏感，對我傷害挺大的是，競爭對手還給顧客說我的壞話。具體說了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一些顧客就帶著莫名其妙的敵意來，還有些人從店外路過時，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樣。有時，競爭對手還找熟客來試探我的價格，不過都被我識破，因為他們也不是什么玩弄陰謀的高手，用的都是很粗糙的手段。但是我在意別人的評價，就很容易受到影響。

店主之間也會互相說閑言閑語，很多都可以說是無中生有。造謠、誹謗、中傷、抹黑，在商場里是很常見的。我不知道這種競爭和當時南寧經濟發(fā)展相對比較落后是否有關。那邊沒有地鐵，一碗螺螄粉才3塊5，可能因此大家才眼界很狹小，都去拼命爭一點小的東西。

我本身就不喜歡搞這些競爭手段，不喜歡跟人聊天，不喜歡說別人壞話，也不喜歡騙顧客說這是正版。以前要是工作中出現(xiàn)這種情況，很快就辭職逃跑了。但在南寧不行，我找父母借了2萬塊錢投到服裝店，只能咬緊牙關扛下去。扛了兩年多之后，遇到太多人對我表露敵意了，我開始對人有強烈的回避心理，遇到陌生人心態(tài)也不好了，覺得別人看我的目光里都隱含了一些評價。

在南寧開店，是我人生的一個分水嶺。那時我交了一個女朋友，一直都是希望入世的，過一般人的生活，成家、生兒育女，所以一直在努力賺錢。南寧的經歷可以說把我性格中害羞內向、不喜歡社交的一面完全催生出來了。最后身心俱疲，覺得入世的追求滿足不了我，很骯臟，沒有什么質量，不純粹。

后來，女朋友也覺得我做生意前途渺茫，最終選擇聽她媽媽的話出國。當我知道她的決定后，更多是一種解脫。

寫作讓我心安

工作這條路給我的痛苦多于傷心。2009年，我?guī)еb店賺的6萬塊錢回到家。差不多有三年時間，就想躲在家里關起房門誰都不見。而且我也知道，以我的能力也好，年齡也好，很難去追求一般人說的那種成功的人生。我想透了，所謂成功的人生給我的快樂滿足其實也沒什么，我本身就不像一般人那么喜歡吃喝玩樂，或者享受生兒育女的快樂。

也是從30歲之后，我就不把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寄托在工作上了。我發(fā)現(xiàn)，寫作才是我的價值所在。于是，我就像我喜歡的一些作家一樣，循著他們的路去追求一些精神上的富足。那段時間，我看了很多塞林格、卡佛、海明威、卡夫卡等作家的書。

我喜歡塞林格，他的所有作品都在寫純真和這個世界的格格不入，乃至被毀滅。我最初的寫作就是從模仿塞林格開始的。后來也嘗試模仿過卡佛，他的小說語言是偏實用的，類似新聞報道那種，沒有太多的修辭?？ǚ鸸P下典型的人物，往往是那種為生存而掙扎，沒什么文化和精神追求，身上又有著種種缺點的人，就是今天我們身邊大多數(shù)人的樣子。因為卡佛自己就出身于社會底層，他很熟悉這類人。

《我在北京送快遞》其實相當于回憶錄，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沒有人希望自己的代表作是一本回憶錄。實際上我更希望你是因為我的小說來采訪，我希望能有一本書取代《我在北京送快遞》，成為我的代表作。非虛構寫作是靠內容取勝，不用考慮結構，難度上比寫小說低得多，寫起來比較輕松，速度也快，小說經常寫著寫著就寫廢了。以前，我寫的小說在寫作小圈子里還是有點名氣的，我在黑藍文學論壇做過小說版的客座版主?！段以诒本┧涂爝f》出版后，出版社對我的小說也感興趣，有兩本小說會出版，其中一本的名字已經定下，叫《我比世界晚》，講我的精神成長。

假設2020年的時候我沒有寫《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到今天為止，肯定也是默默無聞地在寫小說。也許，更多接觸過我的人會覺得，我是個失敗的人，糟糕的人，或者我的家庭教育有問題，才導致快40歲了還在做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但我不是這樣看，無論有沒有出版這本書，我是怎樣的人本身沒有變化。

現(xiàn)在，我的內心還是有些粉塵飛揚，而不是沉淀狀態(tài)，但總的來說比10年前要平和多了。我希望通過寫作獲得一種生命上的滿足感、成就感。一個社會有更多人能夠接受人和人之間的差異，這是推動社會文明發(fā)展的一種方式。多元的社會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追求、價值、信仰，互相之間沒有必要因為差異而傷害。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