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出了其經濟的韌性。美國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小非農ADP就業增長32.4萬人，為市場預期的約兩倍，6月核心PCE（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從5月的4.6%降至4.1%，二季度GDP增長2.4%，高于市場預期的1.8%。

盡管最近惠譽調降美國國債信用評級，但系列數據反映美國經濟硬著陸風險大幅降低，鑒于核心通脹水平依然高于整體通脹，預示美國高利率維持時間可能比預期更久，美國經濟對高利率的承受能力強于市場預期。

(資料圖)

由于中國經濟復蘇尚不穩固，經濟內外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兩相比對引發一個必須正視的警示，那就是需做好中美利差長期（一年以上）共存的思想準備，全球美元荒將在相當長時間內常態化，許多沒與美聯儲有貨幣互換協議的國家，需做好應對美元荒的長期準備。

在此必須清晰指出，美元荒與許多國家的去美元化，描述的是同一種進程，只是看問題的視角不同，這里用美元荒主要是基于風險揭示，因為美元荒也好，去美元化也罷，背后袒露的是跨境交易的風險敞口，即許多國家在跨境交易和投資配置中會出現一個錯配問題，那就是自身風險可承載能力和風險偏好，與其交易和投資標的的風險烈度面臨匹配風險，即一些風險可承載能力偏弱的國家和地區不得不配置高風險的產品和服務，放大其在國際收支中的風險敞口。

當前對中國來說，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的一個最為突出表現是，國際產業生態鏈的分布式布局已基本成型，這是發達市場核心通脹依然堅挺的主要原因，即這些新布局的國際產業分工鏈，在產業鏈完整性等上面還處于磨合過程，其內穩性需以忍受核心通脹的頑固為代價。

這在宏觀上表現為貿易條件惡化，在微觀上則將推動中國貿易部門改變參與國際經貿活動的方式，即中國企業需從本土切入向境外融入國際產業鏈轉型。

這是因為不論是美墨加協議，還是美國正在推進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抑或CPTPP、TTIP等，經濟全球化正在從基于WTO的多邊貿易協議，向基于FTA的雙邊協定轉型，以FTA為底色的自貿協議，對原產地要求越發苛刻，而且FTA對合約各方的責權利都具有強約束力。這使傳統多邊貿易協定下的轉口貿易等，很難走通。

未來要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和深度切入國際產業鏈，充分發揮中國在過去40多年來在產業生態鏈上聚斂起的比較優勢，中國企業需學會資本輸出方式，學會隨著發達市場的訂單將產能迎應式地轉移到國外，將企業真正國際化，在境外充分利用國際資源。

當然，相比主要集中于經常項目下的商品輸出為主，資本輸出的開放模式，要求中國在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源時，要強調資源的整合配置能力，更加注重企業家精神。

這方面日本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內部環境與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有幾分相似，都面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部門資產負債表修復的重任，經濟都面臨如何破、如何立的知易行難。日本當時啟動走出去的雁形戰略，日本企業積極布局境外市場，在境外再造了一個日本，讓以GNP計算的日本別開生面。日本的教訓是本土市場容量有限，以及結構性改革一直推而難進，導致以GDP計算，日本經濟被冠以“失去的三十年”。

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鏈上已擁有了獨特的競爭優勢，擁有迎應國際產業生態鏈分布式布局的深度融入能力，如最新公布的財富500強，上榜的互聯網公司中中美幾乎平分秋色，新進的7家中國企業，有寧德時代、美團、通威和立訊精密四家民企通過市場化的競爭力入圍，這些從市場競爭中殺出重圍的中國民營企業，都是中國經濟的進化之力，也是中國切入國際產業生態鏈的資本，值得用“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護好這類企業的周全；同時，中國又有14億人口的潛在大市場，國內市場的深度和厚度，是當時的日本不可比擬的。因此，只要中國秉持開放包容之心，就必能走出更好的道路。

因此對于中美利差與美元荒存在中長期化的可能，需緊貼國際產業生態鏈的分布變遷，積極融入其中，分享美元紅利，避其鋒芒，是做好應對美元荒長期準備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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