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馨秋

來源：“中國農史公眾號”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中國農史》2020年第6期

【資料圖】

陸羽《茶經》書影

茶原產于中國，先秦時期一直是西南地區的地方性飲料；秦漢以后，飲茶沿長江向東傳播，至六朝時已常見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此后，茶立足于長江流域向北方普及。期間，茶文化歷經萌芽、形成、普及等重要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有特定區域作為依托，這些特定區域擁有最為集中的茶文化要素，被視為茶文化中心。關于中國茶文化中心的探討，目前學界主要有以下觀點：朱自振提出“巴蜀是我國茶業和茶葉文化的搖籃”，認為巴蜀早期茶業產生于春秋戰國年間。韓金科、郭泮溪、程啟坤認為，唐代是中國茶文化的形成時期，源于陸羽等文人群體的總結和推廣，以及身居首都長安的統治階層的推崇。李三原認為，陜西與中國茶業發展的每一個歷史節點都有深厚淵源，提出陜西是中華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趙榮光認為，12世紀以前，中國茶文化中心一直處于“黃河流域長安—開封一線的帝國京師超級大城市”，至12世紀初南移至杭州。后期相關研究大多基于這一思路，即：先秦巴蜀—茶文化搖籃，唐代長安—茶文化形成，南宋臨安茶文化極致發展。

在先秦萌芽期與唐代全盛期之間，茶文化還經歷了六朝時期立足于長江流域向北方普及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黃河流域因南北分裂導致茶葉的飲用始終局限于上層社會的狹小范圍內，長江中游的荊楚地區則不具備茶文化發展所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的支撐，因此茶文化向北方普及的立足點就落在六朝都城所在地的建康（今江蘇南京）。建康作為茶文化中心所產生的集聚作用，使腹地（包括京口、晉陵，即今鎮江、常州、無錫一帶）資源向其匯聚并為其所用，同時又通過中心地位將影響向腹地擴散，進而影響全國。然而六朝時期建康的茶文化中心地位及其為中國茶文化發展起到的引領和推動作用，至今鮮有學者涉及。因此，本文擬從六朝時期建康具備的優勢條件，茶文化的發展以及對后世的影響等方面，探討建康茶文化的中心地位。

一、政治、經濟、文化、茶區的多重支撐

中國歷史上的文化中心往往與政治中心重合，茶文化中心更是如此。而且茶葉作為被賦予了文化內涵的消費品，甚至奢侈品，對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也有極高要求。六朝時期，三國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先后建都建康，使建康成為當時的政治中心，其所在的京畿地區也是六朝各政權致力于發展的首要區域。政治中心的優先發展吸引經濟中心從黃河流域向東南傾斜，且此間北方人口為躲避戰亂和自然災害侵襲，紛紛向南方遷移，并以長江下游接受移民數量最多。建康以及作為京畿地區的江南原本就是富庶之地，中原貴族和流民的大批南遷，帶來了大量勞動力、財富和先進的生產技術，進一步促進了當地發展，使其迅速成為“貢使商旅，方舟萬計”的商業中心以及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以政治、經濟作為背景和支撐，以黃河流域文化向南方移植所產生的碰撞與融合為契機，六朝時建康地域文化的精神根基得以形成，并由此發展成為全國的文化中心。

該區地處溫帶向亞熱帶的過渡地帶，具有明顯的季風氣候特征，光、熱、水資源豐富，無霜期較長。區內低山、丘陵地區廣泛分布適于茶樹生長的棕紅壤。適宜的土壤資源與氣候特征為茶樹生長提供了優越的自然條件，是該區成為六朝著名茶區的基礎。政治、經濟、文化，多中心重合，為建康茶業與茶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建康以及近鄰的京口、晉陵的茶葉生產和茶文化在這一時期開始聞名全國。

約成書于東晉的《桐君錄》記載，“西陽、武昌、廬江、晉陵好茗，皆東人作清茗。茗有餑，飲之宜人。”表明當時常州、無錫一帶已經開始制茶、飲茶。南朝宋王微所作《雜詩》記述：“寂寂掩高門，寥寥空廣廈。待君竟不歸，收顏今就槚。”王微是南朝宋時的畫家，瑯琊郡臨沂人，僑居鎮江。這首詩描寫的是東晉末年至劉宋時期，北方南渡到寧鎮丘陵地區的士族妻妾需要親自農桑，而其所飲之“槚”，即是寧鎮地區的土產之茶。東晉杜育《荈賦》所載“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谷被崗”的描述頗似宜興的產茶之地，朱自振考證推測此詩“可能描述的是宜興”。此外，詩中還重點描述了關于飲茶的內容，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沈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之句，涉及用水、茶具、烹煮、茶湯等頗為講究的飲茶內容，是文獻中有關飲茶的最早系統記載。表明當時茶的飲用不但注重對水的選擇，甚至對茶具陶器的產地，揚水舀湯匏瓢的式樣，烹飲茶葉的火候和湯面等都提出了具體要求。從飲茶技藝的角度來看，《荈賦》所寫內容也是在“茶道”之名出現之前即已存在的事實上的“茶道”或“茶藝”。

建康地處江南富庶之地，是傳統茶葉產區，更是六朝時期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基于多重優勢支撐，建康茶業在六朝時期得到飛速發展。同時，繁榮的茶葉生產為飲茶習俗和茶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穩定的茶葉來源，為建康茶文化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道教推動：茶成為養生服食的仙品

道教是發源于先秦時期的中國本土宗教，約成型于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得以發展盛行。道教最初的形成與古代神仙思想、方士方術，以及古代醫學與體育衛生知識有密切關系。古代醫學以及神仙、方士所追求的是養生，從而延年益壽，長生久視，甚至羽化登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就是服食。也就是晉代葛洪在《抱樸子》中提到的，“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茍有其道，無以為難也。”

服食源起于人們發現某些草木、動物、金石等具有治病、養生的功能，而且認為服食不同的物質能夠產生不同的效果，即所謂“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按照葛洪的仙藥分級，能助人羽化升仙的只有名列“上品”的金石藥餌，而茶屬草木，只能算作“下品”，但是道教對于飲茶習俗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卻正是通過養生服食而施加的。而且，隨著飲茶意識的增強，茶在道教服食中的地位也愈發重要。

茶葉可以消食、明目、提神、益思、除煩，既有藥用價值，又具有養生功效。北魏張揖《廣雅》記載：“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南朝梁任昉《述異記》也載飲茶“能誦無忘”。《神農本草經》有一則關于“苦菜”的記錄，稱其“味苦，寒。久服安心，益氣，聰察，少臥，輕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選。生川谷。”南朝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中，將“苦菜”釋為“茗”、“荼”，即茶。唐代陸羽在《茶經》中也提到，陶弘景《雜錄》有“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的記載，同時還記錄了一則壺居士《食忌》關于“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的茶事。這些關于茶的記述表明，茶葉的功效符合修道之人對于養生和益壽的渴求，而且在六朝時期，茶已經不再是仙藥中的“下品”，而是可以使人輕身羽化登仙的藥餌。

與此同時，道教在建康地區正處于迅速發展階段。葛洪是句容人，不好榮利，卻傾慕于神仙之道，晚年隱居在廣州羅浮山中潛心修道、著述。他率先建構了道教神仙理論體系，并提出了服食仙藥的成仙之法，著有《抱樸子》內外篇，以及醫書《肘后備急方》等。陶弘景是丹陽秣陵（今南京）人，十歲就開始研讀葛洪的《神仙傳》，向往養生之道，中年時辭官歸隱茅山，建立上清道派，使江蘇得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道教盛行地之一。

道教在建康以及京畿之地的盛行進一步推動了鬼神崇拜和神仙思想與茶文化的融合。關于這一點，可以從當時頻繁出現的與茶有關的神鬼故事中得以證明。如東晉干寶《搜神記》中就記述了夏侯愷死后回家向家人索茶喝的故事：“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茍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南朝宋劉敬叔在《異苑》中則記載了一則剡縣（今浙江嵊州）陳務妻以茶奠饗古冢獲報的故事：“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勞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慚之，從是禱饋愈甚。”這些涉及神鬼的茶事記載顯示，六朝時茶已經融入道教的服食習俗，而且在當時南方社會生活中也已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此外，六朝時期是中國南方茶文學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年代，茶事內容由最初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到后來進一步演變形成和派生出了一系列的茶詩、茶歌、茶的故事等茶文學的次生文化現象，表明茶文化的發展已經開始與文學以及其他文化相互融合。再結合陶弘景將茶列入羽化登仙的藥餌來看，中國茶文化得以在這一時期完善成型，建康得以成為茶文化中心，道教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茶葉禮俗：茶文化在精神層面的體現

中國人歷來有“禮之初，始諸飲食”；“人所飲食，必先嚴獻”的觀念，飲食被賦予了解饑止渴之外的更深層次的功能和內涵，從而形成禮俗。無論日常待客抑或祭祀，飲食都是其中的重要形式和內容。六朝時期，茶已經發展成為江南社會各階層的日常飲品，寓意、信仰、禮教等精神內涵被固定在飲茶之中，成為建康茶文化中心形成的重要標志。

據吳國秦菁《秦子》記載：“顧彥先曰，有味如臛（指肉羹），飲而不醉；無味如茶，飲而醒焉，醉人何用也？”顧彥先（？—312），吳郡吳縣人，歷任尚書郎、太子中舍人。作為吳人吳臣，他所說“無味如茶，飲而醒焉”，應該是個人飲茶或當時江左吳都社會流傳的看法。反映至少在三國吳時，江南的一些官宦豪富人家已有飲茶之風。這一點，從晉陳壽《三國志·吳書》的內容也可以獲得證明。《吳書·韋曜傳》記載，“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孫皓是三國時吳國君，好飲酒，每次設宴，座客至少飲酒七升。韋曜原名韋昭，是孫皓頗為器重的朝臣，其酒量不過三升，孫皓對他極為優待，經常為其裁減酒量，準其少喝，甚至偷偷賜茶以代替酒。這是史籍中關于“以茶代酒”的最早記載，同時也證實了至少在孫吳的上層社會中，飲茶已經是約定成俗的習慣。

《廣陵耆老傳》中所記載的內容，則是飲茶在晉代普及到平民階層的直接反映。其載：“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表明茶在晉代即已成為揚州地區市場上販售的商品，同時也反映出當時飲茶已成為當地的普遍風俗。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中還有關于“客來敬茶”的最早記錄。其載：任育長“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今南京）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此則茶事雖是為了表明任育長是極重感情之人，但從中亦可看出育長對于南方“下飲”表現出的不解。“坐席竟，下飲”即指坐定之后上茶，任育長不解其意，可能是當時以茶待客的習俗尚僅限于南方地區，還未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普及之故。而“坐席竟，下飲”則為“客來敬茶”的雛形，也是六朝時期建康世俗社會的飲茶與禮儀相互融合的直接反映。

六朝建康茶文化有重大發展的另一標志和特點是，茶由單純的日用消費品，拓展至對某些道德、倫理、品格情操的寄托和追求等精神層面。如《晉書》所載，晉代吳興太守陸納招待衛將軍謝安“所設唯茶果而已”，其兄子俶隨即又將其私備的珍饈盛饌以宴。謝安去后，納杖俶四十，怪他“穢吾素業”。東晉權臣桓溫“每宴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表明至東晉時，針對高門豪族的驕奢淫逸，少數稍有抱負的重臣，賦予茶以節儉的象征，稱以茶當酒、茶果代宴為“素業”，倡導以尚茶來戒抑驕奢的社會風氣。

茶葉向來被視為圣潔之物，因此還成為人們在祭祀之中表達敬意、祈福和寄托哀思的最好方式和內容。祭祀是指向天神、地祗、宗廟等對象祈福消災的傳統禮俗儀式，是從史前時代起即被創立的傳統。祭祀所用的祭品以食物為主，從《禮記·祭統》所記載內容來看，“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均可作祭品之用。由此看來，將茶作為祭品，也是自然之事。

以茶敬供神靈和祭祖祀圣，在民間早已出現，到南朝時發展成為政府推行的一種正式禮制。據《南史》記載，齊武帝蕭賾曾下詔規定太廟四時祭的祭品，“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面餅鴨臛，孝皇后薦筍鴨卵脯醤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羮，昭皇后薦茗粣炙魚。并生平所嗜也。”高皇帝指蕭道成，蕭賾的父親，原為南朝劉宋權臣，建元元年（479）代宋后改國號為齊。昭皇后是蕭賾的母親，名劉智容，其父劉壽也是劉宋大臣。在祖宗靈位前供奉他們生前喜好的食物是民間習俗，從蕭賾開始，此習俗用于王室的祭祀活動。此后，齊武帝為抑制貴族奢靡厚葬之風，在永明十一年（493）頒布的遺詔中也明確規定：“我靈上慎勿以牲為祭，惟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并強調“天下貴賤，咸同此制”。這也是史籍中所見現存最早的一份由皇帝親自頒令有助推動茶業生產和倡導推行茶葉禮制的上諭。以茶祭祀由此推廣開來，并一直延續至明清時期。

四、承前啟后：建康茶文化中心的歷史作用

茶業和茶文化在六朝時期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雖然其中很多發展只局限于南方地區，但在建康茶文化中心的引領下，茶業和茶文化至少可以看作是一種流行于中國南方的區域性行業和文化現象。此后，茶文化的發展進入“立足于長江流域向北方普及”的階段，而建康則為中國茶文化在橫向和縱向，即地域和時代上的傳播、發展、普及和變遷起到了巨大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即使唐代以后，茶文化中心隨著政治中心的轉換而北移至長安，但北方的茶葉來源以及茶文化發展均受到建康茶文化中心的影響。以建康為中心的江南茶區所產之茶不僅供當地飲用，還大量銷往北方，形成“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的局面。陽羨（今宜興）產制之茶還因“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在唐代發展成為專供皇室飲用的貢茶。而且為督辦陽羨貢茶的采制，唐廷專門設“茶舍”于宜興，陽羨茶區因此成為唐代盛極一時的貢茶采制地，“茶舍”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貢焙之所。

由于貢焙為官方管理，可以不計成本的投入以追求極致，使當地茶區規劃、茶葉產量和品質、制茶技術水平等方面獲得顯著優勢。例如，陽羨茶產區最初僅限于宜興境內，后為滿足日益增加的貢茶需求量而擴大至浙北茶區，從而帶動太湖地區茶業與茶文化的發展。陽羨貢茶代表唐代制茶工藝和審美的最高水平，同時又涉及朝貢制度以及當地民生，因此吸引大批文人名士的關注，產生了眾多以陽羨茶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如詩人盧仝在《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以“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形容陽羨茶的地位和盛名；杜牧在督造貢茶時寫下多首關于茶山和貢焙的詩篇；白居易、姚合、陸希聲等文人名士也都有關于陽羨貢茶的文學作品傳世。

入宋以后，由于小冰河期影響，全國歷史氣候由溫暖期轉為寒冷期，茶樹生長受到影響，發芽開采日期隨著物候的推遲而延后，中國貢茶中心轉移到閩北，以建康為中心的江南茶區發展因此受到影響。但從另一角度來說，貢焙南移的同時也解除了貢制僅限于制作餅茶的束縛，且當時正值中國茶類生產由餅茶向散茶變革，在其他茶區仍限于餅茶生產時，建康及其腹地茶區憑借長期的制茶技術積累和多重支撐，率先完成了這一轉變，創造出多種優秀散茶品種。以此為基礎，在明代朱元璋“罷造（龍團），惟令采茶芽以進”的貢制轉變之際，茶類生產全面轉向以炒青芽茶為主，該區又以精湛的芽茶制作技術，繼續影響全國制茶工藝的發展。

六朝建康茶文化中心的確立可以填補中國茶文化發展在先秦萌芽期與唐代興盛期之間的空白，為茶葉從南向北普及全國提供關鍵支撐，也為此后茶文化的發展和傳播奠定基礎。當然，在明確建康茶文化中心地位及其成就與貢獻的同時，還應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增進文化自信的目標引領下，進一步探討建康茶文化中心對于區域發展的影響，這既是江蘇作為文化大省應對現實與未來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們下一步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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